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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洋务运动时期中国新式知识分子群的形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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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48:0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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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裹挟下，旧式的官僚文人向新式的知识分子转化也不乏其人。吴汝纶就是比较突出的一个。他早年接受正统的儒学教育，具有相当深厚的旧学基础。同治七年（１８６８年），吴终于通过科举考试考中进士，先后出任深州知州、翼州知州等职。他的成长和入仕正是洋务运动的发展时代，与洋务派官员的广泛接触，他的思想深处开始了缓慢的转化[xi]。他与戊戍变法时期的启蒙思想家吴汝纶则对严复推崇备至，认为严“独执事博涉，兼能文章，学问奄有东西数万里之长，子云笔札之功，充国四夷之学，美见难并，钟于一身，求之古往，殆邈焉罕俦”。[xii]吴还为严复的著名译作《天演论》、《富国策》、《原富论》作序予以肯定，足见他对西学的认同和接受。当后来的戊戍变法运动真正开展起来以后，他对“朝政焕然一新”感到十分惊喜，表示要采取实际行动跟上变法的步伐。他写信给家乡绅士李光仙等说，“风气大变，吾皖尚沾沾守旧，不能作新人才，此大患也”，并主张“智者谋事当先机独断，若至众同见，则已措手不及，今天下汲汲谋新，岂可默守故见”。[xiii]当维新变法运动夭折以后，京师尽复旧政如初，教育制又恢复原样，吴写信给李鸿章，斥责“时文最为虐政……谁为国家画此计者，其将不得善终乎？”[xiv]表达了他对旧的教育制度的愤慨和对新事物的惋惜。作为一个觉醒了的旧式文人他是力图摆脱传统成规的束缚，接受西式新学。１９０２年，他出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同年出使日本考察日本中小学教育制度。回国以后，他即辞去总教习一职，返回故乡在桐城创办新式学堂，实现了一个旧式文人向近代知识分子的转变。
洋务运动时期，中国近代新式知识分子的产生是在新旧两种教育制度的交替过渡状态中实现的。一方面，科举制度仍是清朝政府选拔和使用人才的重要制度，八股制文、小楷贴括仍是读书士人必修的学业，舍此别无进身之途。另一方面，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洋务急需大量的新学人才，清朝政府和各地方相继创办了各类新式学堂，对外派遣留学生，大量翻译西学书籍，为新式知识分子群的形成创造了适宜的环境和条件。在两种教育制度并行的情况下，中国新式知识分子的成长道路必然要打上深深的时代烙印：他们一方面希望接受西学，投身于洋务事业，另一方面又受到传统科举之道的束缚；他们一方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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