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其用，则筹之不可不预也。筹之预而确有成效可睹者，莫如夺其所长而乘其所短。西人所恃，其长有二：一则火器猛利也；一则轮船飞驶也……彼则技艺可学而能也……若是，则彼之所长，我皆夺而用之矣。”他将政刑、法制、风俗、育才等列为体，火器、轮船等列为用。在他看来，体和用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体中也是有用的，这就指出了体与用的相互转化问题。早期维新派代表人物王韬认为：“西学西法，非不可用，但当与我相辅而行可已”，强调“明体达用，本末兼赅”。郑观应于１８８４年３月奉调广东，他在《南游日记》中写道：“余平日历查西人立国之本，体用兼备。育才于书院，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此其体；练兵、制器械、铁路、电线等事，此其用。中国遗其体而效其用，所以事多捍格，难臻富强”。
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官僚文人中体西用、中本西末思想的倡导和主张，对当时新式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洋务时代各种关于科举制度改革的主张以及洋务学堂的办学思想也都接受了这一主张。如李鸿章说：“愚以为科目即不能骤变，时文即不能遽废，而小楷试帖，太蹈虚饰，甚非作养人之道，似应于考试功令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即在传统的考试科目中，增设西学一科。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指出，新时代所需要的知识分子，不再是传统的儒生、士人，所需要的必须是“通天地人”的儒生。所谓天学者，以天文为纲，而一切算法、历法、电学、光学诸艺，皆由天学以推至其极者也。所谓地学者，以地舆为纲，而一切测量、经纬、种植、车舟、兵阵诸艺，皆由地学推至其极者也。所谓人学者，以学为纲，而一切政教、刑法、食货、制造、商贾、工技诸艺，皆由人学以推至其极者也。他要求新时代的知识分子必须在传统儒学基础上通天地人之学，传统儒学不是全部抛弃，而是弃其八股制文小楷帖括之术。传统儒学能使人“通古今识大体”，天地人之学，“皆有益于国计民生”。儒学知识加天地人之学，于是“体立用行”。[xxii]郑观应所提倡的实际上是中西学兼备的人才。洋务派创办的各类洋务学堂基本上贯彻着“中体西用”“中本西末”的原则，在课程设置上中学和西学并举。北洋水师学堂章程规定，生徒在入校前必须是“已经读数年书，读过两经，能作小讲半篇或全篇者”，入校以后，则只学习英国语言文字、地舆图说、算学、几何、代数、驾驶、重学、化学、格致等。京师同文馆生徒须学习各国语言，“讲各国地图，详各国史略”，讲求格物、数学、机器、天文、化学、万国公法等，也须讲习汉文经学，“初学者每日专以半日用功于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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