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８５６年——１８６０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强烈地震撼了清朝统治者中的一部分官僚士绅和社会中已经开始警醒觉悟了的知识分子。１８６１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刚刚结束，资本主义列强纷纷进驻了北京，清政府被迫开放天津、南京、九江、汉口等１１处沿海城市作为新的通商口岸。面对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华民族生存的严重威胁，清朝统治阵营中一部分官僚和社会上一些有识士绅纷纷提出了应变主张。李鸿章提出，“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外患之乘，变幻如斯，我欲以成法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问何疾，概投之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i]薛福成说：“今则西人于数万里重洋之外，飙至中华，联翩而通商者不下数十国，其轮船之捷，火器之精，为亘古所未有，恃其作力，要挟多端，违一言而瑕衅生，牵一发而全神俱动，智勇有时而并困，刚柔有时而两穷。彼又设馆京师，分驻要口，广传西教，引诱愚民，此固天地适然之气运，亦开辟以来之变局也。”[ii]他认为，自古“华夷隔绝之天下，一变为中外联属之天下”，“环大地九万里，罔不通使互市，虽以尧舜当之，终不能闭关独治”。[iii]如何抵御西方列强对中华民族生存的威胁，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开明官僚、有识士绅和督抚大员们启动了使中国走向近代步入世界文明的历史车轮。自“道咸以来，中国再败于泰西，使节四出，交聘于外，士大夫之好时务者，观其号令约束之明，百工杂艺之巧，水陆武备之精，贸易转输之盛，反顾赧然，自以为贫且弱也，于是西学大兴，人人争言其书，习其法，欲用以变俗”。[iv]从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开始，一次向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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