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历史形态和哲学形态把握的统一，是仍然需要以历史形态的把握为基础的。这一问题与目前讨论很热闹的“多元现代性”问题也有关系。究竟有没有所谓多元“现代性”？在这点上我倒不完全同意杜维明等先生的说法。杜维明等先生认为是确实有的。而在我看来，所谓“多元”，应主要是就发生学意义即起源意义而言的，多元中的各元在发生的时间上应该大体相当，在空间上应该较为独立“开展”才对，至少空间上保持与他元的“独立”是必要条件。而且它应该主要就历史事实而不是就其内涵的可能性立论。由于“现代性”一旦在一个地方率先发生，它的本性就必然要扩张，将自身普世化，即将其他地方逐渐“现代”化，与此同时，其他地方也不得不主动地做出适应性改变，如果它不想灭亡。这一点，马克思在讲西方资本主义与中国早期关系的时候已经谈到过了。于是许多地方，甚至绝大部分乃至所有其他地方，都会因此而丧失其独立“开出”现代性之其中一“元”的机会与可能（即便它真有这种可能性的话）。世界上有没有多元现代性我不确知，很可能没有，我只知道，“现代性”最早是从西欧开出，即源出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的。现在许多学者将后来受西方巨大影响而发展的东亚四小龙也视为“多元”现代性的一元，我实表示很大怀疑。

这里有一个如何理解“元”的问题。从哲学上讲，“元”应该是原生的“类型”问题，而不是与“内容”相对的“形式”问题。现代性的“内容”可能有多种表现“形式”，由于各个民族走向“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时间、社会文化传统等的不同，他们体现“现代性”——即体现“市场经济”、“市民社会”、“民主*”、“个人尊严”等的具体样态，也必然存有种种差异。但这种现代性既生之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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