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名先生的对话中，曾反复谈及“工具理性”的缺失与价值理性的张扬问题，谈到“民主*”、“市场经济”、“ 市民（或译公民）社会”、“个人尊严”四个最重要的“现代性因素”。同时也强调韦伯在公民社会、市场经济等现代性因素背后，还“检讨出更抽象的因素就是工具理性”。可见他是深刻了解韦伯的“现代性”见解的。在2003年9月哈佛燕京学社的讲座中，他谈到“现代性”时却只愿强调了“民主*”等四个方面因素。此时他似乎不愿意将“理性”特别是“工具理性”置于“现代性因素”之内，更不愿意将其置于其他“现代性”因素之上。他所关心的问题是：“我们今天所谈的现代性应当已经超越那个阶段，在那个阶段上有许多我们需要吸取的，但它的确呈现了不少当代困境，我们应当如何面对？”[2]其实，在“现代性”的阶段意识上，我与杜先生并无根本分歧。只不过他的问题意识更多地是面向现在和未来，而我主要是说明过去的历史。在我看来，“理性化”总体把握的缺席，使得杜先生虽然强调了价值层面的个人尊严及其相应观念，却似乎忽略了“科学精神”和工具理性方面等的内容在“现代性”早期阶段的重要历史意义。因而无法使人确知他的四个方面的历史和逻辑联系，它们缘何而来，以及它们未来又如何能进一步完善的可能性依据。
总之，我认为“理性”的概念和对于人类“理性”的信心都是应当坚执，不能放弃的，尽管对“理性”的认知仍具有开放性（如杜维明先生强调“理性”的论域目前还有许多没有开出，像“同情之理性”，就不无道理）。而从“理性”角度来把握“现代性”的初级阶段，一个极为重要的甚至是核心的问题，就是我所谓的“现代思维理性”或者叫“思想现代性”（Modernity of Thinking and Ideas）——它包括现代思维方式和现代基本观念两个方面的内容（后者又涵现代科学常识和重要价值观念），是两者有机结合的一种“现代理性结构”。因为人类特有的“理性”的本质，就是他能够进行不同于一般动物的真正高明的思维，能够找出事物之间包括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复杂联系，从而不断积累和丰富有关知识，去进行恰当的价值判断和选择，并逐渐改变自身的境遇，实现迄今为止的发展。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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