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思想现代性”或“现代思维理性”因素的现代性质，是从整体上来把握的，不是说具有了其中某一个因素或两个因素，就实现了“思想现代性”的转变了。其中某些具体因子，也并不一定在社会现代化其他过程开始之前就已全部稳固、成熟，有的可能是在*、经济、社会等方面的诸多“现代性”因素出现以后涵化或互动中逐渐成长或发育成熟的。但可以肯定的是，没有这种“思想现代性”的整体性形成，社会“现代化”的整体使命将是无法全面实现的。

我知道，“思想现代性”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其内部的具体的结构特征，它的不同层次的不同地位，它与*、经济等其他现代性因素的复杂关系，互动的方式特征等等问题，目前都还难以清晰把握。我的揭示基本还停留在必要的平面，虽然我已经意识到某些立体性的问题层次。这与此一问题本身的难度相关，无疑尚需进一步深入的探讨和揭示。但我所关心的“清末民初新名词新概念”的社会历史特征及其现代功能的课题本身，却使得我不能不综合地思考这一问题，并给予其一个简要的说明。因为关于“思想现代性”的思考，乃是我关注清末民初新名词新概念的历史特性和社会文化功能问题时最为重要的着眼点。

二、“现代思想平台”之搭建：清末民初新名词新概念的“现代性”功能略释

在后发型现代化国家，“思想现代性”的引入，往往成为其社会逐渐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孕育剂和推动机。而这一引入的过程，也必然伴随着“现代性”物质成果乃至与之相伴而来的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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