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过程中，真正带有现代化运动整体启动性质的开端，乃是戊戌维新。这一时期，西方现代化过程中那种重视逻辑实证的思维方式的意义，那种科学、民主、人权、文明、社会和民族国家的现代性观念价值，那种进化论的思想主张和现代社会科学知识的重要性，才开始得到一种带有整体性和连动性的认知，获得了某种程度的社会性传播和综合性实践。严、康、梁、谭等人代表了当时中国“现代性思想”整体兴起时的较高水准，而严复更堪称这一思想最为杰出的象征。他不仅翻译了《天演论》，发表了抨击君主专制论的《辟韩》篇，还发明了“群学”概念，大力提倡西学。他公开宣称：西洋现代文明“其命脉云何？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斯二者，与中国理道初无异也。顾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则自由不自由异耳”，并明确主张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与此同时，他还极力强调国人必须在思维方式上进行现代化变革，注重逻辑和科学试验的实证精神之培养。在著名的《天演论》译序中，他告诉国人：“迨治西洋名学，见其所求事物之故，而察往知来也，则有内导之术焉，有外导之术焉。内导云者，察其曲而见其全者也，推其微以概其通者也；外导云者，据大法而断众事者也，设定数而逆未然者也。-----此及物穷理之最要二途也”[4]。他还对西方先进的实证性治学方法进行了概括，指出其“始于实测，继以会通，而终于试验。三者缺一，不明学也。而三者之中，则试验尤重。古学之逊于今，大抵坐阙是尓”[5]。从严复等人身上，我们的确可以看到一种“思想现代性”觉醒的“全方位”来临。

广泛披览晚清民初的各种历史资料，不难发现，大量的新名词和新概念，特别是社会、*、法律和教育文化方面的新名词新概念蜂拥而至、令人目不暇接的情形，正是从戊戌维新时代才真正开始。在阅读这一时期及其稍后阶段的大量报刊杂志，品味其中成群结队的新名词的运用及其涵义时，人们能够强烈地感受到其中所散发的那种今人熟悉的“现代”性气息，感受到它们在整体性质上已基本属于“现代”的范畴。实际上，晚清中国有关新名词的正式的文化争论，也正肇始于戊戌时期王先谦、叶德辉等文化保守派不满于维新思想家好用“新名词”的公开发难，这一点当绝非偶然。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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