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思想现代性”，借用我们中国人已经差不多习惯的“初级阶段”和未来不可知阶段的划分法[3]，或许也可以将其划分为这样前后两个阶段。其未来不可知的阶段的特征暂不去考虑。其“初级阶段”的内涵却不能不略加说明。在我看来，这种初级阶段的“思想现代性”大体应由几个方面的重要因素构成：（1）重视“实测”的社会认知理性，以实验为人类获取关于自然与人类自身新知识的基础，以这样获得的知识方觉可靠的那种认知习惯性；（2）以精确为可贵，排斥笼统、含糊，讲求效率、功利（梁漱溟所说的计较、算账的理性）的那种社会思维习惯性（即总是这样考虑问题）；（3）重视以较严密定义的概念作为运思基础，排斥“妙不可言”之类玄妙境界的那种思维逻辑性和知识界严密系统的学理性追求兴趣；除次之外，我考虑似乎还应包括：（4）其社会知识阶层普遍具备建立在以上三种因素基础上的关于自然和人类方面的基本科学知识，如天文、地理、生物、化学等方面起码的科学知识（程度标准尚不太好定），以之作为思维前提，也就是作为“常识”的那种科学知识必备性，以及随之而来的真正的“世界性”眼光和开放性思维（这种世界性眼光和开放性之所以称之为真正的，是因为它与完全基于对外部世界不了解的中国传统的“天下”之类意识不同，而是建立在起码的现代科学知识的基础上的）；（5）摆脱宗教神权的控制和中世纪的禁欲主义，承认合理的人欲和人类自主性的这种人文主义意识得以社会化，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自由、民主、平等、科学等现代性基本价值观念广泛传播，逐渐为知识阶层乃至一般民众所熟悉和认同，并构*们思考和处理社会人事、制定制度时几乎不言而喻的某种“底线”标准，造成一种明显的价值导向性。也就是说，这些基本价值作为“常识”已经成为社会至少是知识阶层思考问题时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只是一些可有可无的外在的观念。

大家也许注意到，我在这里把人们习惯上分开使用而我过去在一些文章中也分开使用的现代思维方式、科学常识和最基本的社会普遍认同的现代价值观念，统合成“思想现代性”的做法。我是反复“思想”过后才这样做的，并不是要无知地犯一个常识性概念错误。我也曾经想使用“思维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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