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文，我们谈到了“思想现代性”的五个重要因素。其中的第三个方面，即“以较严密的概念定义为基础进行思维，并在此基础上讲求的那种逻辑性学理探讨”一点在整个“思维现代性”中，又据于相当基础的地位。尽管它的形成一定还有其他原因，但它一旦形成之后，就会巩固、强化和引导那种重“精确”重“实验”的理性习惯，直接促成各种现代科学的兴起和发展，并进而又以概念化的词汇流通形式实现科学知识的广泛传播与社会认同，使得“民主”、“科学”等现代基本概念和价值成为社会常识，构成社会思维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在整体实现“思想现代性”的过程中，那些被严格定义过的众多现代概念的大量出现和广泛流通，在上述五种因素之间，实具有着某种互相沟通和彼此作用的中介特性，成为一种交流“现代性思想”、不断强化“思想现代性”的语言平台。

值得注意的是，在清末民初，大量带有“现代性”内涵的各种新名词和新概念的传播，正是伴随着一种重视定义的现代新式词典的编撰和逐渐流行这一文化现象的。这些新式词典的编撰和广泛流通，除了那些外来的或新创造的新名词的内涵很陌生、不解释一般人难以了解的直接原因外，也是一部分先觉知识分子和思想精英试图借此改变传统民族思维方式不良习惯的自觉产物。

具体说来，晚清民初的新名词涵带“现代性”的方式大约有以下四种：（一）直接生动地反映现代性物质文明成果，如“蒸汽机”、“轮船”、“火车”、“铁路”、“军舰”（铁甲）、“电线”、“电报”、“电灯”、“电话”、“煤气（瓦斯）灯”、“手表”等等；（二）直接具体地反映现代性制度设施和成果，如“议会”、“议院”、“议员”、“总统”、“邮政局”、“交易所”、“证券”、“股票”、“商务局”、“银行”、“公司”、“博览会”、“博物馆”、“图书馆”、“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公园”、“卫生局”、“警察署”（巡警）、“实验室”、“新闻馆”、“报纸”、“出版社”等等；（三）集中凝聚现代性核心价值观念，如“科学”、“民主”、“自由”、“人权”、“进步”、“进化”、“民族”、“社会”、“文明”等等；（四）广泛反映现代性学科知识和成就的学术术语，如“代数”、“化学”、“物理学”、“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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