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语，谓之谬，良然。[5] 

严复回国后，先在福州船政学堂任教，未久，被李鸿章调到设于天津的北洋水师学堂，历任总教习、会办、总办等职。然而，严复始终未被重用，在这个单位一直滞留了二十年。其原因在于他的气质、抱负、见识与朋僚志趣、官场积习格格不入，以至被李鸿章所猜忌，不予提拔重用。据有关资料记载：“君慨夫朝野玩愒，而日本同学归者皆用事图强，径翦琉球，则大戚。常语人，不三十年藩属且尽，缳我如老牸牛耳！闻者弗省。文忠亦患其激烈，不之近也。法越事裂，文忠为德璀琳辈所紿，惶遽定约。惎言者摘发，疑忌及君，君亦愤而自踈。及文忠大治海军，以君总办学堂，不预机要，奉职而已。”[6]另外，在中日甲午战前，封建保守势力依然十分强大，朝廷用人首重出身于科举功名者，对无科举身份的人或留学外洋者则另眼看待。这无疑给严复造成很大的精神压力，使他不得不在已过而立之年后还要三番五次地经受科场煎熬之苦。据年谱记载：严复“自由欧东归后，见吾国人事事竺旧，鄙夷新知，于学则徒尚词章，不求真理。每向知交痛陈其害。自思职微言轻，且不由科举出身（当日仕进，最重科举）。故所言每不见听。欲博一第入都，以与当轴周旋。既已入彀中，或者其言较易动听，风气渐可转移，因于是秋赴闽乡试，榜发报罢。”[7]环境的压抑，空气的沉闷，使严复的孤独感陡然倍增。无怪乎在他得知望年好友郭嵩焘逝世的噩耗后，“感怆殊甚”，悲凄地写下这样的挽辞：“平生蒙国士之知，而今鹤翅氋氃激赏深惭羊叔子；惟公负独醒之累，在昔蛾眉谣诼离忧岂仅屈灵均。”[8]  

然而，严复毕竟是一位爱国的有识之士，并未因仕途上的屡屡*而完全消沉，而是把大量精力放在对西学、对救国之道的孜孜追求上。如他读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就“在光绪七八之交”。[9]中日甲午战败，严复大受刺激，积极投入到爱国救亡运动和思想启蒙宣传之中。在从1895至1911年十余年间，严复撰写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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