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严复还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角度批判、反思中国的传统文化。 

在中日甲午战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在一部分士人中颇为流行。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的文物制度、道德伦常是世界上最完美的，远胜于西方，所不如西方的仅在科学技术方面。王韬曾说：“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如徒颂西人，而贬己所守，未窥为治之本原者也。”[14]因此强调：“我中国之所恃者，道而已也。天不变，道不变”，而“西学西法，非不可用，但当与我相辅而行而已。”[15]有人在比较中西格致学时这样说：中国的格致学“乃义理之格致，而非物理之格致也。中国重道轻艺，凡纲常法度、礼乐教化，无不阐发精微，不留余蕴，虽圣人复起，亦不能有加。惟物理之精粗，诚有相形见绌者。”[16]严复对这种观点不以为然，在中日甲午战争后深刻反思了“中体西用”论，对其提出了非议。他认为中国开办学堂有年，但收效甚微，究其原因，在于受到“中政为，本西艺为末”、“立于中学以西学辅其不足”等错误观念的制约。“若夫言主中学而以西学辅所不足者，骤而聆之，亦若大中至正之说矣。措之于事，又不然也。”[17]那麽，这种观点究竟错在何处呢？严复说： 

    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 

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中西学之为异也，如其种人之面目然，不可强谓私也。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