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议者必欲合之 

而以为一物。且一体而一用之，斯其文义违舛，固已名之不可言矣，乌望言之而可行 

乎？[18] 

这段话从历史和逻辑的角度反思了“中体西用”论，明确指出它的错误在于人为地把中西文化自身的“体”与“用”割裂开，并把它们机械地拼凑在一起，不仅于国事无补，反而造成“合之则两亡”的后果。包含了对洋务运动指导思想的批评和否定。基于此，他提出“会通中西”的主张，即“统新故而观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对于中西学术文化的取舍，一以是否能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为标准，用严复的话来说：“继自今，凡可以癒愚者，将竭力尽气皲手茧足以求之。惟求之能得，不暇问其中若西也，不必计其新若故也。”[19]试图以来取代奉行了数十年之久的“中体西用”论。可以说，在清末关于“中体西用”的批评反思中，严复对中西文化问题的认识是高人一筹的。从以上批判言论看，严复的文化观已经初步摆脱了“中体西用”论的狭隘眼界，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严复的文化观既然超越“中体西用”论，那麽，他所作的中西文化比较也是别开生面的。他不再使用陈旧的“体用”、“道器”观念评判中西文化的优劣，而是用历史发展的眼光通观它们的异同，寓评判于比较之中。严复对中西社会文化作了多方面的比较，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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