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则主要来源于西学，诸如“天赋人权”论、民权论、自由论、进化论等西方资产阶级理论，更具新的时代色彩。正由于此，严复所进行的文化批判往往能够抓住要害，剖析深邃，入木三分。这在他所写的《辟韩》一文得到充分的体现。所谓“辟韩”是指批评唐代思想家、文学家韩愈的《原道》。出于维护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的需要，韩愈在《原道》中竭力宣扬封建的纲常名教，鼓吹“君权神授”、“君权至上”谬说，说什麽“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令，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财货以事其上，则诛。”[10]讲的尽是“君主民仆”、“民为君使”、封建压迫有理的道理。韩愈认为这就是“圣人之道”的基本精神，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所传承阐扬，形成所谓儒家“道统”。韩愈提出的这一套为封建君权辩护的理论深受以后正统士大夫和封建统治者的推崇，成为封建统治者推行君主专制、维护封建制度的理论依据。韩愈本人亦被视为宋明理学的思想先驱。而严复《辟韩》批判的矛头所向正是指向这位在封建传统社会中神圣不可侵犯的思想权威。
针对韩愈宣扬的“君权神授”谬说，严复以近代民主学说予以反驳。他说：君主并不神秘，君权并非神授，君主及国家本是由人民确立的，“是故君也臣也，刑也兵也，皆缘卫民之事而后有也；而民之所以有待于卫者，以其有强梗欺夺患害也。”[11]设立君主与国家的本意是为“卫民”、“利民”，而不是“害民”、“虐民”。君主、国家与人民的正确关系应当是：人民的平等、自由权利完全是天赋的，不是封建统治者恩赐的，“吾又乌得而靳之！”他斥责那些以强力剥夺人民自由之权的君主是窃国大盗：“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国谁窃？转相窃之于民而已。既已窃之矣，又惴惴然恐其主之或觉而复之也，于是其法与令蝟毛而起，质而论之，其十八九皆所以坏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者也。”[12]这些批判全都体现着强烈的近代民主精神。严复用新的民主理论驳斥了束缚国人思想达千年之久的“君权神授”论，而且直斥封建君主为“大盗”、“民贼”，撼动了君主论的思想基础。其尖锐、深刻的程度不仅远迈王韬、郑观应等早期改良思想家，就是同时期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亦所不及。守旧官员屠仁守在张之洞的支持下，撰写《辨〈辟韩〉书》一文，指责“今《辟韩》者，溺于异学，纯任胸臆，义理则以是为非，文字则以辞害意，乖戾矛盾之端，不胜枚举。”一位名叫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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