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帝曾经就翰林院的性质明确指出：“国家建官分职，于翰林之选尤为慎重，必人品端方、学问醇粹，始为无忝厥职，所以培馆阁之才，储公辅之器也。”[①]由此可见，清代翰林院在国家*生活中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官署，它的实际定位应是王朝中央培养与储备人才的重要机构。而若考及翰林官之源流：历经县、府、院试，乡试，会试，殿试之层层严格选拔，取中进士已属至为不易；进士再经馆选为庶吉士入馆肄业，三年期满考试散馆，优者始得留馆授职、跻身玉堂，故翰林官堪称凤毛麟角、“儒臣华选”，“士子咸以预选为荣”[②]，而翰林院亦足堪称科举精英荟萃之所。对于这样一个代表着当时社会最高学术水准和最高文化层次的官僚机构，它所发挥的文化功能自然不容忽视。而事实上，清初翰林院正是一个兼具*与文化两大功能，并且实现了二者之和谐统一的一个机构。在传统社会，“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在广大文人士子中历来根深蒂固，而清初统治者亦认为“学问政事原非二途”[③]，清初的翰林院制度便是这一思想的具体体现：“庶吉士一官，现为清华近侍之臣，久则司公辅启沃之任”[④]，“翰林地号储材，异日将践更众职，然方其备员侍从，制诰文章而外，不以他职系之。”[⑤]亦即翰林官在未与外任、供职词垣期间，“以作字著书为伊等专责”[⑥]，“每日作文写字，诵习讲究，是其分内之事”，[⑦]除去其官品俸禄而外，几与文人学者无异，在此时期他们的主要作为与成就也就自然地偏重于学术文化领域。
   此外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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