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接受了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儒家学说，终其一生，不仅专崇程朱、潜心理学，而且力图将理学思想付诸用人行政的实践当中，以期实现治统与道统之合而为一。康熙帝对于朱熹推崇备至，不仅郑重宣称“朱子注释群经，阐发道理，凡所著作及编纂之书，皆明白精确，归于大中至正，经今五百余年，学者无敢疵议。朕以为孔孟之后，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弘巨”[15]，并且亲自撰文，大力表彰朱熹的“文章言谈之中，全是天地之正气，宇宙之大道。朕读其书，察其理，非此不能知天人相与之奥，非此不能治万邦于袵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于天下，非此不能外内为一家，”[16]对朱熹及其学说之尊崇几臻于无以复加之地步。程朱理学由此而获得了清初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地位，成为有清一代的官方正统哲学。毫无疑问，对于程朱理学在清初社会意识形态中独尊地位的最终确立，以熊赐履、李光地为代表的一批崇奉理学的翰林讲官们多年不懈的讲筵启沃之功最为弘巨。
二、翰林与清初学术文化
清初程朱理学之被确立为官方哲学，必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和规定着当时学术文化的发展方向。与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专崇理学、独尊程朱相对应，清廷规定科举考试中所考四书五经之内容必须以朱熹的注释为准则。这样，为功名利禄所驱动而寒窗苦读的广大士子们无不潜心研习理学经典以为仕进之阶，一时间一股讲习理学的热潮席卷全国。而一些颇具远见卓识的翰林官员为推动清朝政权的儒学化进程，更力图将儒学的影响扩大到满洲贵族中去。
早在顺治元年十一月，詹事府少詹事李若琳就建议：“满洲勋臣子弟有志向学者，宜令奏送国学读书，一体讲习。”[17]康熙九年，秘书院侍读徐元文升任国子监祭酒，“规条严肃，满洲子弟不率教者，必加挞责”，[18]其严格督责令当时的一批满洲贵族青年学者受益匪浅。久之，满洲贵族中研习儒学渐成风气，许多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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