迨康熙帝亲政后，一批官居词垣的理学官僚应运而出，及时抓住培养教育少年皇帝这一历史机遇，借经筵日讲这一法定形式向年轻的康熙帝系统灌输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从而准确地把握住了清初社会伦理秩序重建的最关键环节。因为在当时高度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下，皇帝的文化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政权的文化选择。这其中对康熙帝影响最大、最重要的词臣首推熊赐履。熊赐履素以道统自任，尝谓“（道学）几希一线，不吾党任之而谁任耶？”[⑨]有《学统》、《闲道录》、《经义斋集》等著作传世，是清初最重要的理学名臣之一。他对于康熙帝的启沃陶钧之功，已详前文，此不赘述。这里颇值一提的是，康熙帝对其讲幄功劳予以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及公去位后，圣祖每论侍学诸臣，未尝不称公之忠益也”，[⑩]并屡对臣下言及“熊某之德何可忘？我至今晓得些文字，知些道理，不亏他如何有此？”[11]
继熊赐履之后相继入值讲幄的张英、陈廷敬亦系当时理学名家：张英学问精深，所作《易经衷论》“大抵以朱子本义为宗”，“一扫纷纭轇轕之见”；《书经衷论》则“平正通达，胜支离蔓衍者多矣。”[12]至于陈廷敬，学宗河津（薛瑄），“经学邃深”，于义理深自有得，为清代北学代表人物之一，在康熙朝“侍讲席最久。”[13]康熙帝曾评价他们的进讲对自己“大有裨益，”可见张、陈二人所讲之义亦深得康熙帝赞许。
与熊赐履齐名的康熙朝另一著名理学家李光地亦曾以掌院学士兼直讲幄，他竭力鼓吹道统说，并对康熙帝期以承接道统、复兴理学之历史重任：“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自朱子以来，至我皇上又五百年，应王者之期，躬圣贤之学，天其殆将复启尧舜之运，而道与治之统复合乎？伏惟皇上承天之命，任斯道之统，以升于大猷。”其君臣情谊之深，竟至于康熙帝曾有“知光地者莫若朕，知朕者亦莫若光地矣”[14]之语。
在理学官僚们的长期熏陶下，康熙帝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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