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揽人才，编纂典籍，历来是中国传统社会文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清朝亦不例外。尤其是在康熙朝的六十余年中，清廷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致力于以编纂各类图书典籍为主要内容的政府文化工程，中国古代官方学术文化事业由此被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这一系列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历史性文化工程中，作为官方学术文化中心和国家文治建设重要职能部门的翰林院自然责无旁贷。按清制，纂修书史本系翰林院的法定职掌之一：凡各馆纂修书史，掌院学士充正、副总裁官；侍读学士以下、编检以上充纂修官，亦充提调官；庶吉士亦间充纂修官。典簿、待诏、孔目充收掌官；笔帖式充誊录官，亦间充收掌官。[32]康熙帝亦曾屡次强调“翰林官员职司修纂，所系匪轻”[33]、“国家设立翰林院衙门，原以储养人才，娴习文学，以备顾问编纂之用”。而事实上，翰林院的组织领导和翰林官员的大量参与对于清初文化工程之实施的确起到了极为关键的推动作用。
     翰林官首先构成了内廷长开修书三馆——武英殿、国史馆、方略馆的主要编纂力量：“康熙间，特开书局于武英殿，实为词臣纂辑之地”[34]；至于国史馆，本系隶属于翰林院的一个机构，故馆中所设之提调、总纂、纂修等职多由翰林官兼任。三馆而外，遇有临时*办、以及冠以皇帝“御纂”、“钦定”名义的编纂任务时，亦向例以翰林院为负责具体组织实施的承办单位。如：“康熙戊午，奉旨令翰詹诸臣修《皇舆表》，仿《史记》年表之例，代为一格，横书之，惟详历代沿革名号，他皆不及，”[35]翰林院遂遵照康熙帝所定体例予以组织编纂。一年之后，书成进呈御览，深得康熙帝赞许，特谕掌院学士叶方蔼：“览书具见翰林官尽心编纂，考核精详，朕心甚为嘉悦。尔可传谕各官知之。”[36]

1、《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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