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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清初翰林院的文化职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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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10 9:02:2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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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转而信奉程朱、谈论性理。如国舅佟国维，“不以揽权为要，暇时惟延学士讲文艺以为乐”[19]；甚至历来对汉族传统文化无甚好感的太皇太后此时也开始于深宫中翻阅《大学衍义》，并且深以理学之义为然，认为人主“代天理物，端在躬行；致治兴化，必先修己”，同时盛赞此书“法戒毕陈，诚为切要。”[20]当时在满洲贵族中还涌现出一批名著一时的文人学者，如：完颜给谏阿什坦，“通经学，笃于践履”，因曾向康熙帝建言“节用莫要于寡欲，爱人莫先于用贤”而被誉为“我朝大儒”[21]；大学士明珠之子揆叙亦称学问优长，“所学不但超出满洲之中，即汉人中亦少”[22]，在康熙朝领袖词林达十六年之久。由此可见，在清初举国上下风靡一时的理学热潮中，满洲贵族统治集团的儒学修养和文化素质有了显著提高，这对于消除满汉畛域、促进民族融合进而推动清朝政权的儒学化进程，无疑具有深远影响。
理学作为官方哲学的正统地位确立之后，清初*随之出现了一个令人瞩目的新景象：一批著名的理学官僚相继受到重用，逐渐在朝野内外占据显要地位。不仅包括康熙帝本人在内的整个上层统治阶级深受影响，而且随着其宦迹所至，风气浸染，影响并及于地方。如汤斌，字孔伯，号潜庵，顺治壬辰进士，由庶吉士散馆授检讨。后举康熙己未特科，历官翰林院侍讲、侍读、左右庶子、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江宁巡抚、礼部尚书兼管詹事府事、工部尚书等职，并典试浙江、总裁《明史》、侍讲经筵、辅导东宫，系康熙朝重臣之一；“其学于苏门也，师法姚江而不以先入之言为主，故于濂洛关闽之书，尊信之尤笃，与夫世之标宗旨、树藩篱以自炫鬻者迥然异趋，唯其一本于诚而已”[23]，也是康熙朝颇负盛名的理学名家。
康熙二十三年，汤斌由内阁学士特简江宁巡抚，临行陛辞，康熙帝特谕以“朕非忍出卿于外，顾江南风俗奢靡，讼狱繁夥，以卿耐清苦，特令往抚之，冀有所变革”，并予以优厚赏赐，期望甚殷。汤斌抵任后，“禁游冶，驱优伶娼伎，严市肆*辞邪说之流行刊布者，禁有丧家无得火化及久停柩者，令下一岁，报葬者三万余棺。五通神者，祠庙遍江南，巫射利诞妄，士女怵于祸福，奔走如骛。公取其像投湖中，民始大骇，已而妖遂绝。广立义仓社学，聚民讲《孝经》、小学，月吉读上谕律令，旧俗丕变。”[24]经其大力整顿，江苏地方“寺院无妇女之迹，河下无管弦之声。迎神罢会，艳曲绝编，打降之辈，亦稍知敛迹，”大有“返朴还淳”之景象。[25]对于康熙朝的这段历史，后人颇多赞誉，有所谓“当时宋学昌明，世多醇儒耆学，风俗醇厚，非后所能及也”，[26]而以汤斌为代表的一批理学名臣于其中所发挥的独特历史作用则是其他任何官僚群体都无法取代的。
清初词林出身的理学名臣诚可谓不胜枚举，而与此同时又诚如康熙帝之所谓“即如翰林官，有工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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