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 “救亡图存”是中国人面临的首要课题。为“图存”中国人不得不探寻“救亡”的途径。这样，向西方学习也就作为一条不可更替、无可选择的道路展现在士人面前。马克思曾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于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10]维新派也正是出于“救亡”的社会现实需要，借引进西学以改造中学的，“然则吾所谓新法者，皆非西人所故有，而实为西人所改造，改而施之西方，与改而施之东方，其情形不殊”[11]。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有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这就是从文化认同到价值意义、意识形态的全方位思想危机。……西学的冲击是造成中国传统文化衰落及价值失范的一个原因。”[12]这就是说，为了解决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思想危机，必须对西学加以明确而深入的认识。维新派在肯定西方文化优越性的同时，力主中西会通、新旧会通，从而为这一危机的解决作了有益的尝试。同时，维新派倡导引进的西方社会科学极大的解放了人们的头脑，使近代中国人思想极为活跃，间接地推动了中国社会近代化的进程。正是在对世界形势和西方文化认识的基础上，他们对世界各国变法的历史经验教训进行分析概括，进而，提出了维新变法方案。“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13]这体现了当时形势对新文化的需要。

近代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救亡”是刻不容缓的大事。有爱国热忱的士人必须面对这一严酷的现实，他们必须全力寻求救亡之道。在传统文化无用于时艰之时，自然必须转寻他径、转变观念，吸收新知识、新文化。“中国和列强战争屡次失败以后，精进的学者都明白只是‘抱残守阙’还是无补于时艰，而必得在学术上另找出路。”[14]谭嗣同自称：“三十以后，新学洒然一变，前后判若两人。”其变的原因很明显在于甲午战败之后民族危机的刺激。严复思想也是如此。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史华兹分析的，1895年时，严复已认定所有中国学问既不能致中国于富强，也不能救中国于危亡，故通通可说是“无用”，皆应暂时“束之高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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