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同时出于“救亡图存”的需要，他们不得不破坏传统，激烈的反叛传统，从而求得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他们面临着如何既能拯救中国而又同时仍然保持中国方式这一问题，所以他们表现了矛盾的心理状态。在此同时，破除传统又是不得不采取的步骤。“近现代中国士人的一个共同心结即大家为了中国好，却偏偏提倡西洋化；为了爱国救国，偏要激烈破坏中国传统。结果出现破坏即救国，爱之愈深，而破之愈烈，不大破则不能大立的诡论性现象。”[24]尽管维新派大力批判、冲击传统，力图将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整合，但不自觉地传统文化还是发挥了巨大作用。“一国家当动荡变进之时，其以往历史，在冥冥中必会发生无限力量，诱导着它的前程，规范着它的旁趋，此乃人类历史本身无可避免之大例。”[25]他们在接触到异质的西方文化时，尽管其高呼反传统的口号，但其内心深处自觉不自觉地受到了传统文化的影响。对传统文化的怀疑和自身的传统文化修养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矛盾。诚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作的自我剖析：“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相矛盾。”[26]
第二，对西方文化认识的转型和对其异质精神恐惧之间的矛盾。毫无疑问，维新派对西方文化是十分赞赏的。如前文分析指出的，维新派为追求富强而追求西方文化。他们吸取西学的范围之广，步幅之大，实非前人所能望其项背。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他们对西方文化的异质精神多少也感到有些恐惧。毕竟，生长在传统文化土壤之中的他们，在面对完全异质的西方文化时，必定也只能从自身出发理解西方文化，用自身原有的传统的价值观念判断、取舍西方文化。戊戌维新时期，提倡“托古改制”、“西学中源”等学说的背后隐藏的其实是对西方文化异质精神的恐惧和反感。“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邪氛因而弥炽，数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27]从一开始，康有为就看到西方扩张的威胁不仅仅在社会*方面，而且也在文化和宗教方面。[28]也就是说，维新派对西方的宗教文化感到恐惧，这与他们对西学的仰慕形成鲜明对比。
第三，维新派对西方文化的吸取和其国家民族精神的依存之间的矛盾。从根本上说，中国社会的发展必须用自己的民族文化来支持，“必将在其内在自身获得一种自发的生机，即是从它传统历史文化所形成的国民性中获得一种精神上之支撑与鼓励，领导与推进，而决不能从外面如法炮制依样画葫芦地抄袭、模仿。”[29]也就是说，要振兴民族，支撑中华民族的继续生存，这就必然是、也只能是引进西学。然而，在严重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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