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严重的民族危机使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重局面,如何振兴中华,加强民族力量,便成为时代主题之一。这样,转变观念、学习西学便成为迫不得已的事情。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方案。”[16]在这种迫切需要的压力下,维新派对西方文化认识、抉择的转变便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了。
维新派思想主要是以一种激进的倾向为特征,这种特征反映了对国家富强问题的关注。他们认为:“帑藏既富,百废并兴,其庶乎自强之始基。”因而,他们批评中国不重商业,“商务之坏,如沉痼之不可起,欲求财币充盈,呼应灵捷,与西人相抗,其能得乎?”[17]他们认为贫与富是国家强弱之间的关键。“试思穷人听命于富人乎?”[18]在这个意义上讲,维新派对西方文化的认识、抉择与其追求国家富强的目标相互作用,互相推动,即由追求富强——追求西学——文化转型,其逻辑发展非常明了。因而可以说,其对西方文化的认识、抉择正是“求富强”的客观结果,有着明显的急迫性、现实性。
三 对西方文化认识的相对深入性
维新派对西方文化的认识,是基于此前的地主阶级改革派、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对西方文化认同的基础上的。他们对西方文化的认识,相比于此前士人也较为全面。他们对西方文化的认识,不再限于西方的坚船利炮,议会*,而且扩展到思想文化、宗教社会。
对中西文化有着比较深刻的认识,是维新派特点之一。维新派认识、抉择西方文化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在深化认识西方文化的同时,开始了较为全面、广泛地认识和比较中西文化。陈炽曾论及中西文化之区别:“中外之格格然终不能相入者,则中国求之理,泰西求之数;中国形而上,泰西形而下;中国观以文,泰西观以象;中国明其体,泰西明其用;中国泥于精,泰西泥于粗;中国失诸约,泰西失诸博。”[19]严复也曾比较过中西文化,“中国最重三纲,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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