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从书斋走向社会，投身*斗争，是从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开始的。当时，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通过向光绪帝上书、办报纸、立学会、建学堂等方式，在民族灾难深重的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场自上而下的变法维新运动。章太炎以高度的爱国热忱，投入了这场运动。他参加强学会，先后任《时务报》、《经世报》、《实学报》和《译书公会报》的编撰；曾上书李鸿章，企求这位洋务派的领袖能“转运逆流”；也曾赶赴武昌，帮张之洞办《正学报》，幻想借助这位封疆大吏的实力推动变法。他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使中国免于“溃败决裂”，“天下之士”也就是广大知识分子，必须通过“立学会”，自觉地承担起救亡图存的时代重任，坚决清除“惟旧章之守”的恶习，“发愤图自强，综核名实，使卒越劲，使民悫愿，使吏精廉强力”[4]；通过办报刊，“驰骋百家，掎摭子史，旁及西史，近在百年，引古鉴今，推见至隐”[5]，即要认真研究本国的学术文化与历史实际，并参照西方国家近百年来社会变动的历史进程，进行切实的探讨，确定救国救民的方案。在当时，章太炎同所有维新派的代表人物一样，既痛恨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强烈要求改革；又惧怕人民革命运动，力图通过温和的方式来达到富强中国的目的。他指出：“居今之世，将欲壅遏民气，使不得伸，无论其无成绩也，幸而胜之，虽不土崩，犹将瓦解，是自遏抑吾黄种，而反使白种为之尸也。”可是任其发展，也不行，因为“苟有揭竿斩木者，是自战斗吾黄种”，同样“使白种为之尸也。”这就是说法，无论出现哪一种情况，都将为外国侵略者加紧控制和奴役中国提供可乘之机。那么，应该怎么办呢？他提出：“以教卫民，以民卫国，使自为守而已。变郊号，柴社稷，谓之革命；礼秀民，聚俊材，谓这革政。今之亟务，曰：以革政挽革命。”[6]这里的“秀民”与“俊材”，就是维志士。他希望清朝最高统治者任用这些志士执掌朝政，实行变法，从而阻止革命的爆发。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虽然向往西方民主制度，但却认为在中国暂时还不能实行这种制度。他说：“今夫民主，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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