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文章指出，在这一时期，章太炎宣传的语调仍然是反满的民族主义。事实的确如此。但是，也正是在这些宣传中，他进一步有力地驳拆了君主宪派反对推翻清政府的种种谬论，明确指出了反满的目的在于建立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一律平等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当时立宪派指责革命派的反满宣传是“种族复仇主义”。章太炎回答说：“平不平以使平者，斯谓复仇”。“且种族复仇，本非外于政权而言”。又说：“今之种族革命，若人人期于颠覆清廷而止，其后利害存亡悉所不论，吾则顶礼膜拜于斯人矣。而缀学知书之士，才识一名以上皆汲汲于远谋，未有不以共和政体国家社会耿介于其心者。余虽踸踔，亦不能不随俗为言。”[15]由此可见，章太炎的反满民族主义直接目的是在于推翻满族贵放对全国各族人民的残暴统治；在推翻清政府之后，所要建立的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制度，而不是封建的君主专制制度。有的同志认为，从上述言论中可以看出，章太炎赞成共和是极为勉强的，充其量不过是“随俗为言”而已。然而不应该忘记的是，当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兴起时，西方的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世界的腐朽性已经暴露出来。因此，当时中国的先进人物，在向西方学习，力图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同时，又极力想避免资本主义的各种弊病。这就使他们陷入一种不能自拔的矛盾之中。章太炎正是这样。他追求西方民主的时候，敏锐地看到了西方国家的民主、自由、平等的虚伪性，指出：“始创自由平等于已国之人即实施最不自由、平等于他国之人。”[16]在本国，由于欧美大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居于优越地位，残酷剥削劳动群众，因而造*们社会地位的极其悬殊，“富商大贾之与平民，不共席而坐，共车而出”[17]且“高赀兼并之家，口含天宪，手司民命”[18]，实则成了一个极不民主、极不平等的社会。面对这种局面，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的章太炎找不到新的出路，于是便转向两个极端：一方面，他用佛学的“诸法无自性”这一原理指斥国家、政府，主为无政府主义还不够彻底，在理论上应该是无聚落、无人类、无众生、无世界；另一方面，他对切近的现实问题，又不得不回到推翻清朝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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