牲某些民主权力，支持袁世凯的独裁。章太炎说：“在此危亡危急之顷，国土保全为重，民权发达为轻”，“宜请大总统暂以便宜行事，毋容拘牵约法，以待危亡。”在这里，章太炎把国家的统一、独立与民主、民权对立起来，错误地认为在非常时期不应坚持民主，这恰恰有利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制，最终则只能使妥协者自食其果。1913年，坚持建立国民党内阁的宋教仁被刺杀，接着章太炎本人也被袁世凯软禁起来。这时，章太炎才逐渐醒悟，认识到“北方受了腐败专制的遗传病，较之南方革命的激烈病其流毒更甚。吾辈欲扫除劣*，产出良*，非先从医治国病、铲除专制劣根下手不可。”“故今日吾革党对于建设民国一问题，当仍以猛进的手段，循文明的步调，急求破坏专制恶根，拚命力争共和二字，此后方有建设可言。”[24]袁世凯称帝野心暴露后，章太炎又立即写信直斥其背叛共和誓词，“忽萌野心，妄僭天位”，是“民国之叛逆”[25]。这些言论表明了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章太炎仍继续为维护民主共和而斗争的鲜明态度。
第二阶段，从袁世凯复辟帝制败亡到“护法运动”失败，这是章太炎同孙中山一道为反对假共和、建立真共和而斗争的时期。经过“二次革命”、“护国运动”，尤其是被袁世凯三年软禁的切身经历，章太炎对民主共和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在这期间，他认真地总结了辛亥革命以来民主共和制度屡遭厄运的惨痛教训。他认为，武昌起义以后，之所以未能建立起真正的民主共和制度，首先是因为革命派未能坚决以武力彻底推翻北方的反动势力而采取了向袁世凯妥协的态度，以致把复辟势力保存下来。他说：“辛亥起义，不凭武力以解决大局，半途偷安，卒至革命一次不已，至于二三四次，……功亏一篑，一误再误。”[26]有鉴于此，他反复告诫人们，在袁世凯帝制复辟败亡后，绝对不能停止对北洋军阀的进攻，因为“今者帝制余孽，犹未剿除，墨吏贪人，布满朝列，非震以雷霆霹雳之威，仕途何自而廓清？*何由而循轨”？又说：“当知宗社党有新旧之分，复辟论有满汉异。……而新宗社党财力雄厚萌孽潜滋，动员令可以自主，选举不可以妄干，怀抱与清室遗臣绝异，若非严令征剿，必须滋蔓难图。”[27]后来事实的发展，证明了章太炎这一论断的正确。
1917年皖系军阀头子段琪瑞先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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