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而主张民族主义的道路上来。他说：“试欲普渡众生，令一切平等自由者，言无政府主义不如言无生主义也。转而向下为中国应急之方，言无政府主义不如言民族主义也。”[19]这种矛盾的心态，表现在对国家和政府的看法上，就是既认为国家和政府的出现本身便是一种罪恶，又认为这种罪恶制度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他曾形象地指出政府与人民的关系：“政府之于生民，其犹乾矢鸟类之孳殖百谷耶？百谷无乾矢鸟类不得孳殖，然其秽恶固自若。求无政府而自治者，犹去乾矢鸟类而望百谷之自长。”以生民之待政府而颂美之者，犹见百谷之孳殖，而并以乾矢鸟类为馨香也。”[20]这种比喻当然是不恰当的，但是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章太炎的结论是任何国家都“是势不得已而设之者，非理所当然而设之者”，“是最鄙贱者，非最神圣者”[21]。在章太炎看来，共和政体自然也并非理想境界，但比起其他政体，毕竟要优越一些，所以他说：“若夫民族必有国家，国家必有政府，而共和政体于祸害为差轻，固不得已而为之矣。”他还说：“欲求尽善，必当高蹈太虚，然非有共和伪政，及其所属四制以为之基，宁有翔蹑虚无之道”[22]？在这时，尽管章太炎把“共和”称为“伪政”，但却明确指出了“共和”又是达到其理想境界即“五无”世界的必经的一个阶段。
认为章太炎反对民主的最主要论据是他反对代议制度。章太炎于1908年在《民报》第24号上发表了《代议然否论》，列举种种理由，反复说明西方的议会制度（即代议制度），在中国“必不可行”。诚然，议会是资产阶级民主制中最主要的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否定代议制，从某种意义上说，公民民主权利的行使就失去了一条重要的途径。这当然反映了章太炎对西方民主制理解的片面性。但是，能否从此得出章太炎反对民主的结论呢？显然不能。首先，他之所以反对代议制，是因为通过深入了解，看到了西方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弊病。他指出，欧、美、日本实行代议制的结果证明，这种制度只对地主、资本家有利，对平民并没有带来什么好处。他说：“为吾党之念是者，其趋在恢廓民权。民权不藉代议以伸，而反因之扫地。他且弗论，君主之国有代议则贵贱不相齿，民主之国有代议则贫富不相齿，横于无阶级中增之阶级，使中国清风素气，因以摧伤，虽得宰制全球，犹弗为也。”第二，正是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恢廓民权”，实行真正的共和政体的主张。他设计的未来国家政权的方案，大致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①由国民普选大总统，实行行政、司法、教育三权分立。以限制总统权力。他说：“总统惟主行政、国防，于外交则为代表，他无得与”；“凡事有总统亲裁者，必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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