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中叶，类似以上准军事化的社学组织在广州邻区附近的数县境内分布的极为普遍，而且与红巾军活动的区域范围基本吻合。广州被围期间，城北南海、香禹两县是各路红巾军集结围城之地，也是大多数红兵撤退溃散的后方立足点，因此这些地方的练勇也相对更加活跃。许多红巾军在战败失利后，沿珠江扬帆出海，袭掠沿海村庄，此时两广总督叶名琛就必须迅速动员水师剿捕，同时会檄令地方“社学”组织的士绅首领集聚团勇，邀击红兵退路，协助水师作战。[42]郊区社学由此构成城内官军的外围防御网络。在番禹县慕德里司，叶名琛曾派专人去组织社学，在当地绅士的协助下，把该司360个村庄组成17个社，目的是成立练勇并征集练勇所需的军费。[43]还有一些社学组织在红巾兵起事之前就已经寓有防御盗贼和敦睦教化的双重性质，一旦红巾起事，其军事化的特色自然会凸显出来而逐渐淡化其型仁礼让的传统风格。

　　梁起撰《蓉冈社学碑记》曾记载南海境内蓉冈社学二重特色的互动变化过程。海心沙地区旧无社学，作者的曾叔祖梁文泉在嘉庆年间“合九乡众力倡为保良社学以御盗贼，又立昌福社学祀文昌以兴贤，为万福社学祀寿星以敬老，然未建堂宇也。每岁但轮九乡祖祠以举饮酒礼，斯时九乡人士彬彬礼乐至今有遗风焉”。[44]不难看出，蓉冈社学的前身，虽然以御寇保境起家，却仍不失教化之本色。可是到了咸丰年间，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保良社学一变而为集兵练勇之地。史称咸丰四年，地方绅士“馨保良社学储资设团练局，盗平又分昌福、万福两社学为东西，而社学之建益懈”[45]社学军事功能的废驰，与兵事的消歇基本同步。同治年间，梁起之兄梁虞皋拟合九乡岁积团练余资恢复社学而未果，直到光绪年间，梁起方合九乡士绅之力卜筑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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