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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十九世纪岭南乡约的军事化

时间:2007-3-10 9:03:30  来源:不详
枢纽地位,授课者往往是在乡间颇有名望,需主持一方世俗事物的绅士,故常扮演“课士化俗”与“排难御敌”的双重角色,其身份导向不能不影响“乡约式书院”的功能取向。所以一旦事变蜂起,大部分绅士的“排难御敌”之角色就会占据区域性舞台的主导地位。基层书院课士化俗的功能也会暂被压抑而居于次要的层面。甚至在岭南动乱频仍之际,有些书院在兴建之初就已明确具有“准军事化”的性质。如番禺县的鹿山书院在乾隆四十六年“会匪猖獗”时,地方绅士“合十三乡同建,并置学田以为讲读团练所籍”[21]

  与书院相比较,岭南社学(或义学)的世俗功能似乎在更多更广泛的层次上表现出来。而且与乡约功能的转型有相当密切的关系。有些地区如新会县境内的社学就常设于乡约之内。乾隆四十五年,新会大泽社学就设在大泽墟乡约内。道光元年潮居、泷水二都绅士兴建的水口社学则置于泷水口墟乡约内。社学置于乡约之中,自然也常担负宣讲圣谕之责。如道光四年重建的南山社学,就有“以为宣讲圣谕”的规定,我们不妨称这些“社学”为“乡约式社学”。[22]尽管在中英冲突和红巾军起义的间歇时期。乡约式社学的功能仍以教化为主,然而随着岭南乡约军事化过程的加剧,其教化功能却被严重地削弱了。有的社学直接转型为军事化的乡约组织。如番禺清平社学。由青紫等四约同建,绅士们直接就在社学内设立社长、副约正、乡正正,“严申条例清息盗源,有事集议于此。”[23]已经没有任何课士教化的痕迹。有的社学在成立伊始就是为预储团练做准备的,如平康社学。李福泰在《平康社学叙》中略云,岭南“惟襟山带水,海阔菁深。奸人往往窥伺其间……”所以“下车即与绅士谢礼门、谢榆村、王云屏、陈渭川商建社学为团练计”。[24]

  关于岭南乡约的军事化与书院、社学的关系问题。我们在另外两节中还要做些具体分析。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岭南有些区域如佛山有所谓“更夫”之制。按《民国佛山忠义乡志》记载,佛山传统的区域性行政单位名曰“铺”,各铺均设有所谓“更练”,“更练”的前身是“乡夫”。《乡志》称,“更练”之设,即古乡夫也。佛山有乡夫自明景泰时始,自是各铺均设更练,后改为二十八铺,更练亦添设,每铺或二三人,四五人不等,视其地之繁简为稀。”[25]更练“多以土著人充之,助官兵以捕治盗贼,藉寄耳目,盘查奸宄,于地方不无小补。创设之初足以御侮贼捍地方”。[26]更练一般情况下驻扎于“练馆”之内。《乡志》中说明“每铺有练馆或向有公产乡约驻扎或租赁民房栖止或数铺相合而为一练馆”。[27]这段话中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佛山练馆之设可藉附于乡约之所。此条史料可以《乡志》另文印证之。《乡志》“乡约”条云:“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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