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东义勇犷悍成风，当夷人未扰之先，械斗抢劫之案层见迭出，州县缉犯非特其窜海及逃踞山谷间，弗能致也。……当其招聚亡命，不敢无故称兵以抗官吏之颜行，而其浇轻猛暴之气，未尝不思籍乎以试其能。适洋氛渐近，则皆以有名之师，报不共之仇。故三元里之役一朝而啸聚者百有三乡，惜粤中大吏不能鼓而用之也。抚事既定，义勇无所得饷，则去而为盗，于是内讧外患之交乘，而粤事日棘矣。”[4]

　　对基层社会之外无组织力量的抗拒与控制，无疑主要是“团练”“保甲”的传统职责。但是“团练”的设置往往耗资巨大，而且要在短时间内打破畛域的界限，建立一支常规性的地方武装团体并非易事；编查保甲之事亦极繁琐，不易速成。比较而言，传统“乡约”的组织构成却要简便许多。“乡约”宣讲圣谕除每月朔望之日比较固定以外，其余的宣教时间并不固定。常常采取赴乡宣讲或集议于某地公所的形式。如浙江海宁州规定，“除朔望就州城乡约所宣讲外，每月赴乡二次，惟六月十二月因酷暑严寒停讲，每年约共二十次。讲者分作两班，挨次轮流，每人每月轮值赴乡一次，每次近则以一日为度，远则以两日为度。其赴乡之日期于朔望到坛时会同商定，务择暇时，庶不致荒废本业”。[5]

　　有鉴于乡约聚合方式的简便性，岭南地区在筹建基层自卫防御网络的同时，引进了“乡约”的组织形式，从而诱发了乡约传统职能的重大变革。岭南传统的“乡约”一度成为实施团练和保甲的中介预备组织。光绪年间所修《嘉应州志》《兵防》卷中曾刊有一篇《团练乡约章程》，从标题上看，“团练”与“乡约”是做为两个概念并列提出的，按理来说：在组织构成上应标示出其基本的区别，可是细观章程内容，其通篇阐述的却是如何设置“乡约”以及“乡约”在诸如设立族长，严禁械斗，预储勇壮，互相救助方面是如何运作的，却只字未提团练所应发挥的作用。《章程》的第一条只是说“求治不务速效，理乱尤贵静镇，此时举行团练仓猝召募，不独费用浩繁，一时难以措办，亦恐惶惑民心。应请通谕各乡先设乡约……使乡自为守，民自为卫，且使乡相救援，民相卫护，然后可戢暴安良”[6]此段文字给人的印象是，“乡约”概念已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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