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示设团练局办善后，先借居陈氏大宗祠，诸绅谋复乡约……是年十月（同治七年）冬月工峻，取旧乡约堂名敦和之议[37]这是一个战后复建乡约的典型例子，从以“敦和”之义命名乡约新堂而言，尽管复建于书院内的乡约完全出于集众教化的考虑，但已毕竟不是传统乡约精神的完整再现，而只是以团练军事化组织的附属形式而存在。仅就此意义而论，岭南是近代保持“乡约”形式最完整的地区，也是乡约形式变化最剧烈的区域。
三、乡约与“社学”军事网络的形成
下面再来看一看“乡约”与“社学”结合后的演变情况。“社学”在区域组织网络中是比“书院”小一级的地方单位，其数量和分布密度自然要比书院为大。做为更基层的社会细胞，“社学”一旦与“乡约”体系和功能相互交叉，就会比书院更能满足世俗阶层睦邻教化乃至练勇御敌的共通愿望。岭南的乡约式社学规模有大有小，常常是数乡联合构建，如番禺的长平社学，就是道光丁未年由钟姓等三乡倡建，共联五十三约，百余村庄，相距各四、五十里。[38]这里所说的“约”大致可以说是比村庄规模稍大一些的区域自治单位。“社学”做为“约”与“村”更高层次上的聚合形态。此处特别有必要揭示的是，它与乡约式书院的命运颇为类似，也不得不承担起一些教化功能之外的准军事使命。何仁山在《西北隅社学记》中曾感叹云：“社学昉乡学修文也，而今以讲武矣”[39]西北隅社学位居东莞城外，是在道光二十六年由西北隅绅商捐建的。红巾军初起时，东莞绅士于社学内“日议剿御，凡号召期会糗粮*搞赏医恤咸环集取给于斯。”又云：“比年以来，防寇防夷费不赀而众志弗懈。凡他义举悉于此倡而行之。微斯地，将安所集事哉！”[40]其军事防御的特色还是相当显著的。
番禺县境内的平康社学，就是一个拥有双重功能的睦邻组织。番禹县知县在《平康社学叙略》中对“社学”双重功能的作用有一段概括性的描述，“余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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