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主张把宗教条款和“国法”区别开来。他说：拜上帝会的“十款天条，治人心恶之未形者，制于萌念之始；诸凡国法，治人身恶之既形者，制其滋蔓之多”。他认为天条属于“治人心”，即思想教育的范畴；而国法则是“治人身”，是为了制止犯罪行为。他反对把两者混为一谈。这在资产阶级法制思想上是一个非常进步的观点。

　　洪仁玕不仅重视立法，更强调执法。他说，“法制以遵行为要，能遵行而后有法制”。为了保证法的执行，他提出了以下主张：

　　1、“奉法执法行法的人，有以主之，有以认真耳”。这也就是说，“奉行天法”，要刚直不阿，不畏权贵。对那些逆命弄兵、破坏法制的人，要“明正典刑，传示各处，震玕众心”非此不足以保障法制的执行。

　　2、严申法令，“教法兼行”。在他看来，法律作为“纲常伦纪，教养大典”，它是人们行为的准则。要使人们不违法，“不陷于僻而登于道者”，就必须“教法兼行”。他说：“教行则法著，法著则知恩，于以民相劝戒，才德日生，风俗日厚矣”。但同时他也认为，光讲“教”也不行。“教”，“纵有速化”；然而仍有“不鲜顽民，故又当立以刑，以刑刑之”。

　　3、官员必须以身作则，应当成为遵法、持法的模范，“亲身以倡之，真心以践之，则上风下草，上行下效矣。否则，法立弊生，人将效尤，不致作乱而不己。岂法不善欤？实奉行者毁之尔”。

　　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洪仁玕在法制方面的这些基本思想，确实是很进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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