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册。)，一切皆保证唯上之命。这样，就在中国人中养成一种安于被压迫、受屈辱地位的顺民性格，以及对国事、对公共事务一概漠不关心的可怕的消极性，使人既无权利观念亦无义务观念和社会责任感。粱启超认为，这种奴隶性，不仅是提倡民权、民主的严重障碍，也是中国衰败不振的祸根，“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光绪26年4月1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35页。)于是，在一系列论著中，他对奴隶性作了全面无情的清算。在梁启超等人的倡导下，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思想领域形成了一股清算奴隶性的热潮，这对扫除中国民主化、近代化的障碍，无疑起了重要作用。
破是为了立。梁启超所以大张挞伐地批判奴隶性，目的是为了使中国人民树立崭新的国民意识，使中国人由奴隶、臣民变为国民。国民一词最早在中国出现，并不在梁的论著中。在1898年9月戊戌政变之前，即已有人（如康有为）偶尔使用国民一词（参见《保国会章程》、《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序》等文）但大量使用国民一词，大力提倡国民意识，并为国民下明确定义的则是梁启超。1899年10月，他首次为国民作了如下界定：“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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