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饮冰室合集·文集》第2册。)以今人标准评判，梁启超的上述定义显然未必精当。但是，他突出强调了国民是国家主人，主权在民，这就抓住了国民观念的核心。由于梁启超的大力提倡，国民一词迅速为新学家们普遍使用，它逐渐取代臣民一词，成为表述人民在国家中地位、作用的新概念。变奴隶为国民是20世纪初中国最响亮的口号，它曾激励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投身于民主革命的洪流。对此，梁启超的功劳是不可抹煞的。
1902年，梁启超又给国民作了另一定义：“有国家思想，能自布*者，谓之国民。”(《新民说·论国家思想》，《饮冰室合集·专集》第3册。)显然，这一定义乃是对前一定义的必要补充。前一定义主要是说明国民与奴隶、臣民的区别，而后一定义更明确地指出了国民应具的资格、条件。由于梁启超的提倡，20世纪初的中国思想界又出现了一股国民问题讨论热。但是，在当时，多数新学家主要是说明国民与奴隶、臣民的区别，呼吁变奴隶为国民。而梁启超认为，说明这一区别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如何使中国人自觉地由奴隶进而为国民，使自己养成国民资格。在他看来，所谓“能自布*”，主要是自治力；养成自治力乃是享受民权、平等、自由的前提，也是实行民主*的起点。梁启超对国民资格、能力的重视和强调使当时国民问题的讨论进一步走向深入。
从兴民权到清算奴隶性、提倡国民意识，使中国人变奴隶为国民，这就为中国实现民主化作了具体的规划设计。而且，梁启超的这一思路为当时多数新学家所接受，成为20世纪初一代先进中国人的共识。这是梁启超对中国近代化的一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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