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亦即人的近代化，乃是国家社会近代化的前提、基础。离开历史主体人的近代化，其它方面的近代化就失去了根基。因此，他又大力呼吁、提倡人的近代化。在戊戌时期，他强调兴民权当以“开民智”、亦即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为前提。在20世纪初，他又发表了《新民说》，要求人民自觉地自新，作一个新民。呼吁提高全民素质，实现人的近代化，是梁启超这一时期的宣传重点。
梁启超认为，人的重塑乃是一项艰巨的历史任务，可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对此却无动于衷、麻木不仁。为唤起人们对这一问题的重视，梁启超除正面宣传人的近代化与国家近代化的关系，又无情地揭露了中国人的种种弱点、缺陷。他说，中国人“其缺点多矣”，如奴性、卑屈、依赖、推诿、怯懦、不武、为我、好伪、涣散、旁观、保守、嫉妒、无国家思想、无公共观念，群体意识、权利和义务观念缺乏……等等。他所以作如此全面、无情的揭露，目的是为了使中国人明确自新、重塑的方向，以期“翦劣下之根性，涵远大之思想，自克自修，以蕲合于人格”(《论中国国民之品格》，《饮冰室合集·文集》第5册。)，成为一代新人。由于严复、梁启超等人的呼吁、提倡，对“国民性”、“国民劣根性”的探讨剖析受到许多新学家的关注，这对于进一步规划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曾产生了深刻影响。
从《新民丛报》创刊、《新民说》发表起，梁启超对人的近代化，通常是用“新民”来表述的。所谓新民，大而言之有道德与*两方面的要求。从道德上说，是要造就一代具有新的道德观念、精神风貌和理想人格的新人。新民德的基本任务是，“纵观宇内大势，静察吾族之所宜，而发明一种新道德。”(《新民说·论公德》，《饮冰室合集·专集》第3册。)这种新道德便是“利群”主义。站在剥削阶级立场，梁启超认为“利己者人之性也”(《论立法权》，《饮冰室合集·文集》第4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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