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他又指出，人是社会动物，任何人都不能离开社会群体而孤立生存。一旦离开群体，“此身将不可—日立于天地。”因此，人们又应树立群体意识、利群观念。特别是在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代，提倡合群、利群就更为重要。为树立利群观念，他把利群看作是道德的根本精神和判断善恶的唯一标准，严厉谴责了“自了主义”、“独善其身主义”，大力提倡公德。他认为，“知有公德而新道德出焉矣，而新民出焉矣”(《新民说·论公德》，《饮冰室合集·专集》第3册。)，公德乃是新道德的核心，具有良好的公德乃是新民的重要标志。固然，梁启超是站在利己主义立场来说明、处理公私、群己、人我关系的。他曾一再解释，人所以要利群，是因为“非利群则不能利己”(《新民说·论国家思想》，《饮冰室合集·专集》第3册。)，利己才是出发点和归宿。在这里，他提倡的乃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合理利己主义”。但是，在宣传“合理利己主义”的过程中，梁启超反复强调了个人对群体、社会、国家有着不可推诿的责任，人人都应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社会的公益、他人的疾苦。这些对于培养人们的群体意识，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热情，树立人们的社会责任感等都曾产生了积极影响。此外，他又以极富感情的文字，大力提倡培养自尊、自强、自治、奋发、进取、坚毅、冒险、尚武……等新的理想人格。这些曾给当时的一代青年以巨大的感染和激励，对振奋民族精神起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新民的*要求，是塑造新型的国民。他认为，新国民的塑造，当从培养人民的“*思想”（即国民意识）和“*能力”两方面下手，而后者任务更为艰巨。和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相比，他更重视国民能力、国民资格的培养。此外，他还认为，作为20世纪的一代新民，尚需养成“尚武之精神”、健壮的体魄，具有“军国民之资格”。他说：“尚武者国民之元气，国家所恃以成立，而文明赖以维持者也。”它乃是欧美日本富强之源，而“不武”则为“中国历史之一大污点”。因此，今日讲“新民之道”，就必须改变中国人长期来“以文弱为美称”的谬见，“练其筋骨，习于勇力”，使人民有“健康强固之体魄”，成为军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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