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铁良上奏的理解，当然要结合他此行之目的来看。铁良南下旨在筹款练兵，这一点人所共知。何汉威先生认为，铁良奉使南下“厥为短期性的财政扩张”，“整体来说，刚毅和铁良南巡对有关省份财务的影响，相当有限”，（注：何汉威则主要侧重在铁良考察苏州、上海、南京等地的财政问题。见氏著《从清末刚毅、铁良南巡看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第103、106页。）该论点是基于作者考察的特定范围而言，扩大这一范围，将南巡与八省土膏统捐一事相联系，结论便截然不同。恰恰相反，铁良对南方八省，尤其是两湖地区、安徽、江西等省份的财政影响是长期性的。按：铁良关于八省统捐的奏章尽管贯以“试办一年”的弹性限制，实际上，不仅是“试办”，次年即推广至各省，时间也突破一年的限制，从1905年直至1911年，长达六年多；财政搜刮的效益之大是铁良本人、户部、财政处以及练兵处当初始料未及的，以至于后来的度支部在禁烟声势高涨的情况下，仍坚决捍卫土药统税的巨大利益。当然，这一切结果的出现首先应该从推求铁良上奏内容中来了解。 

该奏折的核心内容在于铁良对税收盈余分配方法的建议，也就是有关省份与中央部门分别占有的税收利益。铁良建议说： 

此项收款均照二十九年收数作为各省定额，由宜局合收分解，溢收之数零款存储，听候拨用。如此，则商民可免沿途苛累，于各省进项亦复无损丝毫，而国家有此进款似于大局不无裨益……此项土膏统捐创始于鄂，本为鄂省摊派赔款之用，间有盈余，亦俱拨作兵工厂常年经费，出入皆有定数。所有湖北本省拟收之数应请概予免提，以重武备而示区别。 

俟办有端倪，再将豫陕徐淮等处土膏分别厘定次序次第举行。（注：《钦差大臣铁奏请试办八省土膏统捐并派员经理情形折》，《政艺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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