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乙巳，“政书通辑”，第1卷，第4页；亦见《钦差大臣铁侍郎良奏请试办八省土膏统捐并派员经理情形折》，《申报》1905年1月26日。《东方杂志》第2年第1期（1905年2月）所载此折的用语与《政艺通报》有所不同，前者所用标题为《练兵大臣兵部侍郎铁奏请试办八省土膏统捐并派员经理情形折》，且内中有这样一句话为后者所无：“其余溢收之数均著另储候解，专作练兵经费的款，不得挪移”。查户部和财政处的会奏议覆折件，确有此语，媒介刊布疆臣奏折时多有不甚完整者，须相互参证，方可断论。）
此中关节较多，且均可引致争议。例如，分配给有关省份的税款数额是一个确定不变的恒值，它以光绪二十九年的收入为基数。就这一年来说，有关省份或者甫经创办（例如湘鄂赣皖四省，广西），或者概未创办（例如苏、闽、粤等省），此项统捐是对土药和土膏事先征收的税厘，且在合办前提下才可产生显效。原来各省穷尽心力迭加整顿，但收效不大，有的刚刚见效，巨大的潜力尚待发掘，以初办时期的收入水平作为拨款基数，自然会导致中央与地方的冲突；至于声称“于各省进项亦复无损丝毫”，纯属臆测或别有用心，联系到中央不断推行财政集权的趋势，欲藉八省土膏统捐搜括地方财源的用心便不难理解。再如，“国家得此进款似于大局不无裨益”，这项进款的数量，柯逢时有所预计，即丰年200万两，歉岁则可能不及此数。（注：《督办土药统税大臣柯奏试办八省土膏统捐并开办日期折》，《东方杂志》第2年第10期（1905年11月21日）。）事实上这一预计大大低估了合办统捐的成效，实际收入超过其预计的数倍。这一点各有关省份理应知之甚详，根据以往合办统捐的经验，也可预计出这项收入的广阔前景，将如此巨额的地方税厘收归中央作练兵经费，在袁世凯控制练兵处以及其他关键部门的前提下，此项大宗进款必然对袁氏邀权、内外争雄有极大作用，（注：何汉威先生亦指出，练兵处的组织多仿照袁世凯的军事施政而建构，练兵处的成员多来源于袁世凯经营的体系，有些报界言论对铁良南巡的目的，即称其抽南方之财练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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