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额地租外，往往还得向地主缴纳名目繁多的各种附加租。除此而外，农民还需负担清政府的各种捐税。农民终岁勤耕劳作，所得粮食除交地主租息外，余存无几。而沦为流民的大批农民，有的不顾清政府的*，进入清政府封禁的东北、蒙古及沿江沿海垦殖。他们披荆斩棘，艰苦备尝，还得设法应付官府的驱逐，颠沛流离，难以安定；有的流落城镇、街头，沿街乞讨，朝不保夕。更多的离开祖居之地的农民，进入深山老林地区，辛勤垦辟，以求生存。当时川、楚、陕边界的南山、巴山老林地区，成为四川、湖北、河南、江西、安徽等省流民的集聚之地。在那千山万壑，深谷纵横的川、楚、陕交界区，乾隆末年聚集的流民达数百万之多。他们主要是失去土地的农民，以及因清政府的严缉而失去生活手段的靠私盐、私铸为生者，这些人扶老携幼来到深山老林，结草为棚，或垦荒，或到木厂、炭厂、林厂做工，但仍摆脱不了地主官吏、地主豪绅、地痞恶霸的压榨、欺凌。那些社会恶势力串通一气，山民受其摧残，无处可以评理，更没有地方可以伸冤。备受凌虐的流民，被迫铤而走险，走上了以斗争求生存的反抗之路。流民成为乾隆末年爆发的川楚陕农民起义的基本群众。
“府库充盈”曾是乾隆盛世的一个标志。但由于乾隆对边疆地区的不断用兵，在建立千秋万世功业的同时，也消耗掉大量历年国库的积存。仅两次用兵金川，即耗帑银7 000万两。乾隆中期后，因承平日久，统治阶级中奢靡之气日长。皇家寿典婚丧，铺张奢靡；乾隆六次南巡，挥霍无度，使府库积存像流水一样消耗殆尽。为乾隆皇帝博得宽大德政美名的五次普免全国钱漕粮的义举，使府库出多入少，以至入不敷出。乾隆中叶以后，由于吏治的败坏，因钱粮亏空、积欠而严重影响了政府正常的财政收入。各级官吏以各种名目侵吞钱粮，使国帑亏空日益严重。据嘉庆三年至五年的清查结果，积欠即达2 000余万两。财政的严重困难，影响了国家机器的运转。清政府不得不采取各种措施来增加财政收入。如开捐例、增关税、加盐价等。这些措施无一不直接间接地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而各地官员以追缴积欠为名对农民的巧取豪夺，则引发了各地农民的抗粮斗争。
乾隆中叶以后，社会*日趋腐败，各级官吏，有的肆无忌惮地贪赃枉法，婪索营私，有的因循疲玩、尸禄保位，骄奢*逸，不思进取。嘉庆初年，编修洪亮吉对乾隆末年的吏治情况曾在上疏中给予了深刻揭露。他指出，当时官员的普遍情况是“以模棱为晓事，以软弱为良图，以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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