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的调节主要体现在对已议处分的从宽方面。而此又与乾隆本人治政，崇尚宽政相符。但是从宽也需一定的理由。第一，乾隆是因政务缺人给予大员从宽处分。如对尚书、侍郎、巡抚、臬司等本应降革之员，认为如果都予以处分，“一时人才难得，既不能即有如许更换之人，且内外办事大员，亦未便因此悉易生手”66，是以都从宽留任。第二，凭职责的职限减轻官员处分。如吏部议奏，署理云贵总督彰宝，参革云南呈贡县知县杨家驹，科派累民一案，上司都有失察之咎，按例都要降调，这于政务有碍。因此乾隆以“督、抚、藩、臬系统辖大员，与专管稽查者尚属有间”67，予以宽处，给予了适当的调节。第三，以所犯公罪予以从宽处分，对于官员所受的“公过处分”68，多有留任者。总之，乾隆对于官员处分“俱就其事之轻重，斟酌而行，或事由公错，或情节稍轻者”69，都予以从宽处分。
在乾隆朝，有关处分从宽的档案也是为数不少的，仅以大员处分为例。笔者以台湾所辑《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为依据，对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督抚、藩臬大员处分的情况及其从宽情况，进行了统计。得知三十三年（1768年）共有十八位地方大员受到处分，在此当中又有九位，即云南布政使钱度、江西巡抚吴绍诗、山西按察使朱珪、安徽巡抚冯钤、两江总督高晋、江苏巡抚彰宝、浙江巡抚永德、闽浙总督崔应阶、江苏按察使吴坛予以不同程度的从宽处分，占有处分比率的50%，可见这种从宽调节，避免了制度的僵化，人才的浪费。
2．皇权的干预
封建社会，制度的存在、发展、实施不是一个单纯的法治问题，在其实施过程中，必然掺杂以人治因素，受到以皇帝为代表的皇权的干预。中国古代从秦始皇统一全国，到封建社会末期的明清两代，封建专制主义不断强化，皇权高度膨胀。到了清代，历帝都崇奉“乾纲独断”，因此不论是在政务的治理还是人事的任免方面，皇权的干预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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