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践踏制度之规定：清代将官员所犯过失，分为公罪和私罪，正如前文所述。在引用律文议处时，要依据性质轻重予以区分，“公罪笞一十，……杖一百革职”⁷⁸。可见，公罪与私罪虽然各为十等，但是公罪皆减私罪一等，公罪处分是远远轻于私罪处分。清代法规对公、私罪的这种严格区分，以及反映在量刑上的差异，其目的是通过从轻处理公罪的方式，使官员明察公、私罪的界限，借以调动他们行使职权的主动性与积极性，但是皇权的做法有时却是一种对制度的践踏。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吏部报告江宁布政使孔昭焕的许多处分案件，有因其族人在外藉以滋事失于觉察的；有因其家人偷用印文舞弊失于查察的，吏部题请能否“援照办差官员”一例开复孔昭焕的处分，乾隆认为其所犯均是私罪不应开复，吏部办理不对。但是他口气一转，又无视制度的规定，以孔昭焕“究系曾办差务”⁷⁹，且其“为人尚无大过”⁸⁰，最后又将孔昭焕的各案降罚处分，全部开复解除，也不再考虑开复条件的公罪、私罪限定了。 

（3）直接处分之随意：清历帝凭借皇权的绝对权威，有时因人而异，做出不同的处分结果；有时随时随事，直接处分官员。史载清乾隆初年，招集大臣商议地方官的处分问题，乾隆指出，“前因外省案件定限有过宽之处，不能即速完结”⁸¹。让军机大臣、各省督抚们商量，能否将限期缩短，予以从严处分，以改向来阘葺废弛陋习，肃清吏治。为此各方大臣遵旨讨论，大部分官员主张从严。只有总督瑚宝、顾琮，巡抚准泰、鄂昌、爱必达，“概以原定之限无可议减具奏”⁸²。乾隆见此五人意见与己不符，深为不满。因此以顾琮“素喜沽名钓誉”；瑚宝、准泰“自来办事因循”，鄂昌、爱必达是“沿袭故套”⁸³为由，将他们予以了处分。此次议会初衷是内外大员共议国事，商讨解决问题的方案，却因意见与乾隆相左，招来处分。可见乾隆凭借大权在握，以己意为主，对与己意同者大加赞赏，异者大力处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官员从政的积极性。 

　　此外，皇帝以大权在握，竟然随时随意处分官员。清乾隆三十年（1765年），两江总督高晋上奏参劾属员段成功纵容家人、书役欺诈百姓，婪赃各款。且于奏折内指出，段成功当时是“因患疟疾，昏迷不能检点案牍”⁸⁴，对于家人龚玉等行为毫不知觉。而且声明“庄有恭原参，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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