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皇权干预之前提条件：皇权之所以能够干预处分，关键在于掌握着处分的最终裁决权。清历帝不仅在理论上，独掌处分大权，手握“国家赏罚治理之柄”⁷⁰，操纵“一切庆赏刑威”⁷¹，力排臣属侵权。而且在实践中，当地方官遇有处分时，如发现司、道瞻徇回护给予从宽的，都将该上司交部处分。当降调官员是否留用时，除“特旨酌量”⁷²令其留任外，无论大小京官外官都不能够题请留任。明确了官员的降调、革职留任等处分，是出自皇帝“特恩”⁷³，臣僚是没有资格题请的。从而达到了“大小政务悉由乾断，太阿从不下移”⁷⁴。官员等只“不过请改一规条，更一律例”⁷⁵，并没有大的事权，其他官员更是无法染指，可见皇权的裁决权。 

第二，皇权干预处分的典型方式途径： 

（1）驳改吏议之结果：清朝规定，吏部是分掌文官任免奖罚的部门，其中的考功司专门负责官员的处分，有清一代，吏部考功司的这种重要地位没有变化。每当吏部将官员议处以后，例行向皇帝请示处理意见时，此时皇权的干预裁决定作用就充分显露出来。皇帝对吏部议处的结果，往往进行改签，以强化皇权对官僚的控制，对人事处分的把握。在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山西、湖南、陕西同时出现了属员婪赃，上司不行揭发上报的失察案件，当时担负责任的有山西布政使宋邦绥、湖南布政使永泰、湖南按察使严有僖、陕西按察使蒋嘉年四名官员，吏部依则例条款，对四位官员的失察议以降二级调用。但是向乾隆报告时，乾隆却对吏议进行了驳斥。同时以宋邦绥、永泰“向来办事尚知勉励”，应当加恩留任。而严有僖、蒋嘉年，在臬司中“不独循分供职，且系尸位素餐之员”⁷⁶为由，对此四位官员的处分予以更改区分，将宋邦绥销去加二级，永泰销去纪录八次，都免其降调。严有僖却降二级调用，蒋嘉年销去加一级仍降一级调用。此案如果按照吏议，这四位官员同属实降，只有等第的差别，而不是乾隆所作出的实降与虚降之间的本质区别。此案是乾隆凭借手中之权，对官员处分因人而异，造成了“一法也用于此不用于彼；一令也，行于前不行于后”⁷⁷，同罪却不同罚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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