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成功抱病被朦字样”85。此份奏折，就高晋而言，实是应付差事。乾隆接到奏折后，也发现了问题。段成功“不过一时患疟并非重疟，何至不能检点案牍，一任家人等肆行无忌”86，显而易见，高晋实属知情妄报。如果不知情，就不应该轻信、转奏庄有恭的意见；如果知情而如此上奏，则是有意开脱段成功的罪名。所以不论高晋知情与否，他此刻已有失察之咎，应予处分。但是乾隆出于对高晋的偏爱，却以其新任总督，是“初次获咎”87，仅仅予以申饬。而把责任推给了其下属朱奎扬，“看来此案必出自朱奎扬之意，朱奎扬素非善类”，高晋是“堕其术中，漫无觉察”88。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高晋又有何德何能升任总督之位呢？乾隆显然是在为高晋开脱！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经过各部官员的查访确审，段成功罪状确凿。其患病被朦情况，是庄有恭身任巡抚，在查参段成功时，授意办案人员假意捏写。而高晋对此也没有认真调查，显然是失职，最后乾隆不处分高晋，无法平众议，因此以高晋“竟听属员坦庇开脱，遂尔扶同率结”89。将其革职留任。分析此案，高晋在案中，从一开始上奏就属失职，只是由于皇权的一再袒护而推迟了处分，可见皇权的决定作用。
（4）恩诏开复之随时：处分官员之后，还存在解除处分的问题，即指凡降级、革职官员恢复原官或原衔。清代会典、则例将之称作“开复”。皇权的干预又渗入到这项程序中，不仅将恩典开复法律化，处分“遇恩旨赦免”90，而且在日常政务中随时以恩诏的形式解除官员处分。
乾隆在位六十年，曾利用各种巡幸活动以恩诏的形式，对官员加以施恩给予处分开复。他的一生，巡游无度，六次南巡，七次东巡，五次西巡，至于盛京，兴京，近畿之天津、保定、热河、河南、车驾时出，记不胜记。每遇各种巡幸则必颁布恩诏：“朕翠华南幸，所有直隶、山东、江南、浙江等省承办差务之文武官员宜一体加恩，着该督抚查明咨部，凡有罚俸、住俸、降级之案，俱准其开复，其无此等参罚案件者各加一级”91。“再临江浙，其地方官承办差务者，亦宜加以优叙，所有江浙二省办差文武官员任内，罚俸、住俸、降级之案俱著加恩准其开复，其无此等案件参罚者，均各加一级”92。就官员而言，通过恩诏，使其处分不经题请，不经部议，不需太多时日，获得提前开复，从而避免了宦途的滞碍，经济的拮据，这正是“上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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