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时吴嘉宾说，今之有司“或法所得为而不敢为，或法所不得为而过为之。”“法之意必使民畏官，必使官爱民。民不畏官，法有以治之；官不爱民，法有以治之。二者其具甚密而恒若相妨，两法相妨必有一界……国家以法属有司，有司者不自过乎？法亦不使民得过乎？”[56]正是由于执掌法律的有司不能恰当地运用法律，因而使具有协调官民关系功能的法律反而成为陷民于法网的所在，这难道不是有司的过错吗？不该引起有司的反省吗？国家将法律赋予有司，而他们却使法律处于缺位与越位的状态，这难道还不足于让人们警觉吗？  

乾嘉时期的严治讼师定例以及以此为核心的多项立法，正是在以上这样一个背景下展开的。 

二、严治讼师定例及对“教唆词讼”律的突破 

中国较早结束了法律的秘密状态，而将成文法典公诸于众，并作为审判的主要依据。法律公布之始，即引起极大争议，因为法律处于秘密状态，使民众“不测其浅深，常畏威而惧罪也。”而法律公开后，就会“权移于法，故民不畏上”，孔颖达注疏说：“刑不可知，威不可测，则民畏上也。今制法以定之，勒鼎以示之，民知在上者不敢越法以罪己，又不能曲法以施恩，则权柄移于法矣。……今铸鼎示民，民知争罪之本在于刑书，将弃礼而取征验于书，则虽刀锥微细之事，亦将尽争辩以求侥幸。”[57] 

公开法律不但打破了法律为少数人所垄断的状态，使之获得了空前的“解放”，而且，使法律从维护统治秩序的单纯工具性功能中解脱出来，成为民众知悉并在一定程度上作为维护自己权益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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