讼师介入法律，还直接影响到地方官的审判，间接侵蚀其固有的司法职能，还在一定程度上动摇官府在民众中的权威地位。中国古代法律较早具有开放的特征，案件的判决大多公诸于众，因此，通过法律这个特殊的窗口将地方官的司法活动置于民众的监督之下。当然，一般民众不具备法律上的辨识力，而这恰恰是讼师的长处。[39] 

州县官对词讼案件的态度会直接影响到地方民意对他的评价。如果他采取拖延的办法，不但有讼师会教唆上控，也使他失去民众的信任。 

工科给事中胡墨庄曾上奏说：“至于（民间）词讼，三八放告，繁剧之邑，常有一期收呈词至百数十纸者，又有拦舆喊禀及击鼓讼冤者，重来沓至，较（刑事）案件不啻百倍。若草率断决，或一味宕延，则拖累之害，几于遍及编户。是故地方官勤于词讼者，民心爱戴。明于案件者，上司倚重。然州县莫不以获上为心，常有上司指为能员，而民人言之切齿者。此皆以词讼为无关考成，玩视民瘼，或以既得于上，反恣意朘削其民之故也。”因此州县未结旧案，常至千数，署前守候及羁押者，常数百人。[40]这表明词讼案件有官民两套评价系统，这种评价往往是对立的。 

汪辉祖也提出，有教养之责的州县官，不能仅仅“条告号令具文而已，有其实焉，其在听讼乎！”为官者必须明白剖析，“是非断，意气平矣。”[41]因此他不赞成“省事之说”，认为这“大属不易”。[42] 

袁枚也认为“健公”与州县官拖延不结、民令不伸有直接关系，并不能简单归结为讼师的教唆。他说孔子的“无讼说”是圣人“甚言无讼之难，非言听讼之易也。今之人不能听讼，先求无讼；不过严状式、诛讼师，诉之而不知，号之而不理，曰吾以息讼云尔。此如防川，怨气不伸，讼必愈多。不知使无讼之道，即在听讼之中。当机立决，大畏民志，民何讼耶？”[43]小民赴县告状，竟至二三十日尚不批出，所批仍属含糊，似准不准，应拘不拘，有拘不审，偶审不结，以致乡民皆以告亦无益。地当烦剧，民刁好讼，但如果地方官预先存有刁讼之心，未免有畏难苟安之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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