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明显，在法律及诉讼的链条上，作为端点的讼师无疑是法律的精通者，或者是通晓者，而作为另一端的州县官大多不熟悉法律，这使二者一开始就以法律为介质形成对立关系。换言之，讼师与州县官的法律较量贯穿于地方司法实务的始终，而以地方官履任之初更形尖锐。所以，清朝的地方官十分欣赏明朝况钟留下的“下车各政”中“讼棍访著即办，须在下车时，迟则无济矣！”的做法。[15]事实上，在江南任职的名吏如汤斌、李卫、徐士林、陈宏谋、钱琦、林则徐、丁日昌等人，都在下车伊始，发布惩治讼师告示，以严拿讼师为急务。 

站在地方官的角度讲，如果一个地方讼师活跃，狱讼繁多，做官就增加了很大的风险。稍晚于海瑞的松江人何良俊，谈到在江南做官时说，像松江这样的“天下大府”以及华亭这样的“剧县”，由于讼狱繁多，钱粮浩大，“上司文移之庞杂，山积波委”，即使“日勤职业，犹惧不逮。”[16]由于“地方官词讼无日无之，最足见居官者之明暗”，因此，能够履行好其司法职责，对地方官而言，“是一大段工夫。”[17] 

每天处理大量刑民案件，是对地方官行政能力的考验，许多地方官因此望而生畏，这种情况在清代更趋严重。南方健讼，投诉的人多如“大川腾沸，无有止息。办讼案者不能使清，犹挹川流者不能使竭也。”而北方就完全是另外的样子。“讼牍既简，来讼者皆据事直书数行可了。即稍有遮饰，旋即吐露。此南北民风之不同。”这种状况直接影响到地方官的仕图经济。因而“欲为循良之吏者，惟在北方为较易。若南方，则全以精神为运量，精神不足，虽明治理，弗能及也。”[18] 

汤斌赴江苏巡抚之任前，好友朱彝尊写信提醒他在这里做官很不易。“举措一不当，民心涣而不能骤合，若是其难哉。”[19]后来汤斌也多次说江苏“风俗刁诈，人心险恶。官斯土者，往往以情面请托败其官声，得罪公论，祸不旋踵。”[20]陈宏谋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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