呈诉，非格格不吐，即草草敷衍，徒令阅者心烦，真情难达”，如果“得一智能之士为之代作词状”，结局就会完全不同，这个“智能之士”就是“讼师”。[24]“讼师驾词耸听，管准不管审”[25]能够满足当事人打官司的诉求，至于状词与事实之间有多么一段漫长的“求证”路途，都留给州县官了。在行政资源明显不足的地方政府，这无疑增加了行政运行的成本，也使行政效率大为降低。这也是从地方官到最高统治者皇帝，都把罪责归咎于讼师的重要原因之一。嘉庆帝在上谕中说民间讼牍繁多，“全由于讼棍为之包谋，此等刁恶之徒，陷人取利，造作虚词，捏砌重款”“种种鬼蜮情形，实堪痛恨。”[26]
汤斌履任江苏巡抚伊始，就发布告示，指出“吴中健讼成俗，讼师地棍，表里为奸，往往驾捏虚词，教唆诬告，与本等事情毫无风影。”他还特别提醒民众不要听信讼师播弄，自陷法网。在汤斌所开“遵行条款”中，大多属于“不准”或“反坐”之类内容，旨在惩治诬告等行为，其最后一条曰：不开代书、歇家各姓名、住址者，即系匿名刁讼；并无副状、字格逾式者，一概不准。[27]汤斌强调清朝一以贯之的司法原则，即不许越诉，重视证据，诬告反坐等，他不但为讼师的教唆行为做预警，而且为所谓的刁讼行为做了认定。他还概括出江南最为百姓苦累的五种游民，其中之一就是讼师。他说这类人专以词讼为生涯，教唆愚民。或捏写无影虚词，或隐匿年月姓名，或以活人作死，或盗人墓检尸，或造混告二三十人，或牵连无干妇女，或假冒籍贯，或擅用粘单，或一状未问一状又投，或上司衙门连递数纸，以致批问纷纷，提人扰乱。他的办法是令各州县专置一个“无耻刁民簿”，除原因辨冤诉屈，所告得实者，不分曾否告几次，免其登记外，其余但系半虚者即登此簿。簿登三次者，将本犯扭解本院，以凭尽法重治。所告多人，除紧关重犯外，其无干牵告之人所费盘缠，即于本犯名下计日追银，给牵告之人收领。乡党良民休与为礼。[28]汤斌的办法包括经济、法律、社会道德等多项，堪称是一种综合治理。
讼师不仅通过写词状在案件进入诉讼程序前故布疑阵掩饰真相，让官员“莫辨五里昏雾”[29]，使“官府之所以多事”[30]，干扰行政5系统司法职能的正常发挥，而且，词状被准理、进入正式诉讼程序后，他们还通过操纵越诉案、上控案、京控案等直接破坏正常法律秩序，形成对下级司法机构的牵制。
前引平定州讼师郭嗣宗，就借其出嫁女自刎案，京控三次，省控四次，钦差行辕控二次，由院司发交太原府讯，拖延四年不结，委员及府县皆不敢撄其锋。每次提审，郭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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