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法律繁杂难悉，民众受教育水平极为有限，他们的法律知识缺乏，因而一般民众并不能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权益。从这种意义上说，讼师担负着民众的某种法律启蒙以及监督法司公正执法的职能。通常情况下，民众遇到法律“问题”，也会向讼师咨询是否寻求法律解决。由于民事案件同刑事案件一样，采取的是书面起诉的原则，而在告状与准理之间又相距甚远，这使得讼师一开始就成为法律活动的主角，而当事人往往退居次位。为了约束、规范、制裁写词状与事实不符，唐律订有“为人作辞牒加状”“教令人告事虚”等二个法律专条，惩罚的客体不同。前条是惩罚受雇请代人写状辞擅增所告罪状的行为，它根据加状的程度将处罚区分为两种：一、加状不如所告，但并未增重其罪，一律笞五十；二、加状增罪，重于笞五十，未受财或受财少者，各依诬告减一等之法科罪；其受财计赃重于减诬告之法者，各以坐赃论之。后条处罚的客体是二个，被教唆人及教唆人，惩罚有主次之分，因为教唆人诬告他人，与本身自犯不同，因而为次，而被教唆人即告者为主。法律同时规定：教令人告，得实应赏。唐律的立法宗旨主要是惩罚在雇者不知情的条件下，擅自增状，以及教唆人诬告他人，但不禁止正常为人写词状，并且，教令人告得实应赏。宋代民间学习词讼之风盛行，“往往开讼学以教人者”，[58]官府虽禁止此类行为，但允许设立书铺，为民人起草诉状。[59]
明代合并以上两条律文内容，改律目为“教唆词讼”，律意即立法宗旨已有所不同，惩罚也重于唐律。律文前部分内容为“凡教唆词讼及为人作词状增减情罪诬告人者，与犯人同罪。至死者减一等。”同时对讼师等为人作词状等活动仍予以肯定，律文后部分规定：“其见人愚而不能申冤，教令得实，及为人书写词状而罪无增减者，勿论。”这显然是对前项限制行为的一种法律救济。清代律学家沈之奇对此解释说：“教唆与作状增减，虽是两项，而事实相连。有但教唆不为作状者，有既教唆又为作状者。然教唆内即有增减情罪之事，若无增减，便是教令得实矣；作状增减内，亦有教唆之事，若不教唆，何为增减耶？”[60]他的解释是站在清人的立场上，与唐律的立法精神不尽吻合。唐明律的重要区别是：唐律为人作辞牒，加增其状，比照诬告拟处，但加增其状毕竟不同于诬告本身，因此减诬告一等；唐律止罪作词之人，告人者无科罪之文。明律改为“与犯人同罪，至死者减一等”，与唐律比较已为加重，且告人者、教唆者同等治罪，惩罚主体为二而非一。同时，唐律教令人者为从之律意已无，其与被教令者成为并列的两个惩罚客体，这为清律“起意为先”的定例埋下伏笔。因此晚清薛允升称，教唆即唐律之教令，唐律“雇者从教令法，若告得实坐赃论，雇者不坐，尤得事理之平。”[61]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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