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讼师多由士子而来，这使此类讼师多了一层保护伞，也增加了惩治讼师的难度。如潜山讼师操祖铭“惯于讼，诡于讼”，由于操本人是监生，“兼恃强势，以济讼胆”。[80]许多文献记载，地方官于惩处有功名的讼师很感棘手。汪辉祖曾讲述他在湖南宁远做短县时整治士子干讼之不，认为很成功，并颇为得意地说：“故知衿士原多知礼，不当与讼师同日而语也。”据他讲，陈鹏年任江宁知府时，上任之始，即与诸生约：“有毁廉隅证争讼者，檄诸县，簿载其名，岁终报府，俟督学按试时上之。终公之任，诸生无证讼者。认为这也是治干讼之一法。”[81]自明中叶以来士子干讼已成为朝野关注的社会问题。[82]汤斌巡抚江苏时，也认为“学路久迷，人心日坏”，在《申饬学校以端士习事》中，列举种种不端之士习，大多与干讼有关，其中之一是“身为讼师，窝访卖访，各衙门线索在其掌握。”[83]乾隆三十六年，即严积惯讼师定例七年后，山东学政韦谦恒奏请士子干讼比照教唆词讼本律加等治罪，刑部为此定例：生员代人扛邦作证，审属虚诬，该地方官立行详请褫革衣顶，照教唆词讼本罪上各加一等治罪。如计赃重于本罪者，以枉法从重论。其讯明事属有因，并非捏词妄证者，亦将该生严加戒饬。倘罔知悛改，复蹈前辙，该教官查明再犯案据，开报劣行，申详学政黜革。 

在清律名例律中，规定生员干讼不准纳赎。以上乾隆三十六年定例，生员干讼先处杖罪，“自亦不准纳赎”。在诬告律中，生员如非实系证佐之人，挺身硬证，与诬告人一体治罪。此次加一等治罪，“较挺身硬证者办罪更重”，生员并非在官人役，之所以“以枉法论，均系因生员而从严也。”薛允升认为，“非生员而与生员相类者，恐亦不少”，因此他建议此条例文“似应移于教唆词讼律后。”[84]刑部定例的次年，前述内容又经修改议准，作为学政整饬生员的定例执行，文字内容更为直白：生员代人作证，经地方官审系全诬，则故撄法网，较之寻常包揽者，其情尤重，若仅照平民定拟，实不足以惩儆，应立行详请褫革，即照教唆词讼本罪上各加一等治罪。”[85]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