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教唆词讼”律具有颠覆性的定例是乾隆二十九年条例，这是根据江苏按察使钱琦所奏《请严积惯讼棍例》修订的。这一定例将惩治讼师提升到与窃盗犯同科的高度。钱琦进士出身，曾任常镇道、江安粮道等职，按察苏州时，曾向袁枚询利弊，袁向其陈说十余条，钱琦“次第张施”。[67]他对讼师构讼深恶痛绝，履任后，即将有名讼棍杨奉周、蔡利仁等二十余名访拿，并按例严办。他在审理词讼案件时，发现江北民情朴实，词状稀少，即使有一二控告之人，也是词意肤浅，一览可知，讼棍唆使也属间有之事。而江南却是另外一种情况，这里讦讼成风，除按期放告外，拦舆喊冤投递者，殆无虚日。而在准理的案件中，凭空捏架及越诉之案占了相当比例。“彻底推求，皆缘有一等狡黠之徒，专以刀笔为生涯，竟藉词讼为行业，如劣监、武生、革书、退役以及训蒙算命等人，类能为之，偶遇乡愚户婚田土以及鼠牙雀角，或本无讼心，从中唆耸，或别施机巧，尽揜真情，百计千方，包告包准。”讼师何以如此猖獗？他认为是法律不严所致。因为惩治讼师，轻者杖惩，重者枷号，最高的惩罚仅是悬带铁牌示众而止。故此讼师“愍不畏法，一经官访，反倒自谓有名，倍增声价，诓诈勒索，益甚于前，狱讼之多，实由于此。”就法律而言，以前的教唆词讼定例仅是就事论罪，并没有对惯犯严定科条，以致讼师恬不知改。他认为积惯讼棍播弄挑唆的危害，实与窃盗无异，因此订立讼师治罪之法，应与窃盗同科。为此他奏请：嗣后凡有教唆词讼及代作词状、增减情罪、诬告人者，地方官一经究出，或经访挐，除所犯罪大及情罪本轻而所犯又仅一二案者，仍照律例与犯人同罪分别按拟外，按讼师初犯、累犯及犯次定罪：如果是初犯，同时并发有三四案，罪止拟杖，经核明应得杖罪，再加枷号两个月；犯至五案，拟以杖一百、徒三年；六案以上，即照积匪猾贼例，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地方，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如先经犯案，发落之后，或再犯，审明僅止一二案，亦枷号两个月；或再犯、前后共计四案，三犯、前后共计三案，照发遣例量减一等，杖一百，徒三年。或再犯，前后共计五案，三犯，前后共计四案，均以发遣例治罪，仍照窃盗刺字之法，定以“讼棍”两字，分别刺臂、刺面。如此定例，使讼师“轻则齐民羞伍，重则投畀遐荒，刁徒稍知敛戢而良善得以安全。”[68]乾隆帝于钱琦上奏当日，即令“该部议奏”。[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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