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二十九年例的相关内容，曾在康熙中期一度实行，但没有上升到制定法的层面。康熙三十九年覆准：奸徒包揽词讼，有不由州县径行奔赴上控者，有已经结案多年希图翻案者，有污蔑问官、牵告衙役、罗织多人者，此等讼棍，应按光棍例定拟，以儆刁风。[70] 

钱琦奏中所言积匪猾贼，多指著名巨盗，或怙恶不悛，因此清律严立此条[71]：积匪猾贼为害地方，审实，不论曾否刺字，改发云、贵极边烟瘴充军。这是作为危害社会安全的一种严重犯罪。钱琦请将积惯讼师比照积匪猾贼定例，也就将讼师犯罪提升到死刑以下的最高刑罚。刑部定例时参照钱琦所请，以“棍徒扰害生事例”科之，适用的刑罚也是死刑以下的最高处罚。 

十年以后即乾隆三十九年，针对京控案中讼师的作用犹为明显，以此订立治罪专条。清朝向来对京控案十分重视，每有案控到京，除民间细故外，多由皇帝特命钦差大臣，前往各省驰审，因此类案件“近年较多”，其中诬告者屡见。但一经审虚，止坐原告之罪，而讼师则案内无名，破案殊少。在刚审结的直隶献县民妇李王氏赴京呈控一案时，经钦差大臣究出代作呈词的李云鹏以及为从之李青选，一并定拟。浙江道监察御史王宽由此案推想，其他案件肯定也有讼师漏网的情形。为此他上奏称：此等奸徒明知每控则必奏闻，奏闻即当差审，但仍然架词耸听，挟制株连，等到两造胜负既明，而讼棍教唆无据。请以后遇有奏审重案，如果虚诬，即交原审大臣将有无唆使扛帮情节严行根究，按律问拟。如果没有此种情弊，亦即随案声明。他还同时奏请：以后钦部案件究出讼师，讯明潜踞何地，即将该地方官照寻常失察讼师例，分别从重议处。是年九月，刑部与吏部据此定例。[72] 

按照“律贵诛心，法重造意”的立法原则，乾隆六十年又订起意为主惩治讼师例：教唆词讼诬告人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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