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在于“接收呈词，严追唆讼写作之人”，也即嘉庆帝上谕所言“探源究诘”，而更大的变化是，“一切重罪悉以讼师当之，其被诱具控之人转可量从宽减”，从而为有司定罪量刑时重惩讼师提供法源上的支持。这是继“共犯罪以起意为主”条例的进一步延伸，从而使惩治对象主要转移到讼师上来，而诬控之人可以减轻处罚。这与“教唆词讼”律的立法精神已相悖离。并且，呈词人还要“当堂解说”“勒令供明”，这使告状被准理的难度增加，是对诉权的极大限制。就在该“通行”颁行的前五日即七月初四日，嘉庆帝驳回贾允升京控案概不准发还之奏，称“近来讼风日炽，使奸民臆计赴京控诉，必当一概准理，岂不益长刁风，倍增讼狱，拖累株连，流弊更大？”认为“一切户婚田土钱债细事，一经京控，悉皆奏咨办理，亦于政体非宜”[79]，实际上就是将京控案中的民事案件排除在受理之中。
本来，刑部为严惩越诉诬控案中的讼师，已定有于本例加等治罪，又各加一等之例，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嘉庆二十二年，刑部又议请：嗣后在问刑衙门呈控事件者，令于呈尾将代作之人注明姓名籍贯住址，一并传案详讯，一经审属虚诬，将具呈人照例反坐，代作者与犯人同罪，其主唆之人起意者，仍以为首论。或审明另有唆讼别案，即照积惯讼棍例治罪，若呈内不将代作姓名住址开载，不准收理，集讯时代作之人提传未到，又别无证佐，即将所控立案不行，分别注销。嘉庆帝谕称“刑部所奏断不可行”。因为具呈之人，知有不写代作人姓名不准收理之例，势必诡托写人，以求准理，又或将素有仇隙者，豫为冒写，以图拖累，皆情事所必有，其代作呈词者，案情审实，与伊毫无所益，一经审虚，罪与原告同科，其人岂肯自将姓名载入呈内？！势必假捏诡名，脱身事外。及审虚坐诬之时，人本乌有，何从提讯？是科条愈繁，巧诈愈滋，于防伪除奸之道，相去益远，而抱屈衔冤之真情，无处申诉，莫若明白晚谕，俾小民简而易遵。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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